第一批來自中國的學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 共有兩人，第一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九號； 另一個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二十三號。 我們無從得知這兩人的名字，或者是哪個組織將他們送來莫斯科； 只知道他們在檔案中有獲准入學的紀錄。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有一行二十六名中國人註冊，包括上海共產黨圈子推薦而來的劉少奇、羅亦農和吳芳（這一群人的領導人），以及任培國、蕭勁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陳啟沃、謝文錦、蔣光慈與廖劃平。 與來自上海那群人一起離開中國的彭述之因不明原因在途中遭扣留，直到九月下旬才到大學報到。

該年年底，有三十五至三十六名中國人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一九二三年春天人數大致相同，其中包括四名從西伯利亞來到莫斯科的移民； 一九二四年初，人數有五十一人； 到了一九二四年底有一百零九人； 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中旬則有一百一十二人。 這些人是由中國共產黨或親共人士的領導人，以及在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之後，由黨組織挑選出來，前往俄國求學。 中國人並未諮詢莫斯科領導階層的意見，至少在初期並沒有。 既然相關的共產國際部門於一九二年代初對於這些即將入學的學生沒有私交，也沒有其他認識的管道，因此沒有理由諮詢俄方意見。 一九二○年八月底，共產黨人在湖南長沙組成俄羅斯研究會，負責挑選學生。

毛澤東擔任這項工作：「在他的腦海中，這一整套在蘇聯的工作與求學活動是延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勤工儉學』的脈絡。 」勤工儉學運動從一九一二年起就在中國發展； 無政府主義者鼓勵中國年輕人到民主與工業的先進國家法國求學與工作。 毛澤東的朋友，湖南長沙船山中學校長賀民範，直接與學生候選人溝通。 學校的學生稱他為「賀鬍子」。 正是他挑選了如劉少奇、任培國與蕭勁光等之後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在與他們以及其他幾名希望前往俄國求學的年輕人交談了幾次之後，他於一九二○年夏天送他們去上海找陳獨秀，他是在激進大眾間傳閱的報紙《新青年》的總編輯。 當時陳獨秀正在籌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同時也安排在未來派遣中國學生至莫斯科事宜。

協助他的是蘇聯共產黨員格里戈里・魏金斯基（Grigorii Voitinsky，他真實的姓是扎爾欽〔Zarkhin〕，中國人叫他吳廷康），他是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事務部（Foreign Department of Vladivostok Division of the Far EasternBureau）代表，他於一九二○年四月來到中國，隨行的人有他的妻子瑪麗亞・庫茲涅佐娃（Maria F. Kuznetsova，又名諾拉〔Nora〕），以及翻譯員楊明齋（本名楊好德），後者從一九○一年起就以化名伊凡・瓦西里耶維奇・施密特（Ivan Vasilievich Schmidt）住在俄國。

在替學生寫好推薦信之後，一九二○年八月，賀民範將學生分批送往上海法租界中心地帶一棟在霞飛路附近的屋子裡，地址是愚園路六號（今愚園路／霞飛路五六七弄六號），當時陳獨秀與魏金斯基替像劉少奇與他的同志這樣嚮往社會主義，想到俄國求學與旅行的年輕人，以所謂外語學校的規定在這裡開設短期課程。 課程於九月開始。 外語學校的籌備人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使年輕人做好在外國生活的準備，教授他們基本但不可或缺的知識，包括俄國的語言、文化與習俗，以及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許多剛抵達這所學校的左派激進分子，就如同那些參加俄國內戰的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只有模糊的理解。

楊明齋是該校校長也是其中一位俄語教師； 另外兩位俄語教師是庫茲涅佐娃（Kuznetsova）和王元齡。 王元齡曾在哈爾濱學俄文，她非常年輕，年僅十八歲，是未來的北京政府駐莫斯科大使李家鰲的外甥女。 陳獨秀親自推薦她擔任教職。 最積極的學生之一，是當時籌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俞秀松，他擔任學校的技術書記。 這所外語學校所在的房屋，就是成立於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總部。 陳獨秀就住在與愚園路六號一牆之隔的二號（沒有四號）。 不久後，陳獨秀搬到另一個住處：南昌路一百巷二號。 這所學校機構營運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 它在一九二一年底關閉。

學生人數平均在二十到三十人之間，在不同時期也有多達五十至六十人，他們大多數在此學習基礎俄語。 他們也學了一點法語、英語和日語，依序由上海共產黨圈子中的李漢俊、袁振英和沈雁冰（也就是將來的名作家茅盾）教授。 學習日語的理由很明顯，因為學生們應該是經由長崎與海參崴前往莫斯科——當時海參崴還在日本人與俄國白軍手中。 西歐語言也很有用，因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學習俄語的日常生活用語，比學習西歐語言的日常生活用語要困難得多，而在莫斯科，尤其是在共產國際中，有不少人會說這些通用的語言。 在週日，上海共產黨圈子裡的另一名成員——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授陳望道，對學生講授《共產黨宣言》； 順帶一提，他於一九二○年八月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大多數學生覺得外語和馬克思主義這兩者都很困難。 例如蕭勁光之後寫道「（《共產黨宣言》）書的封面上有一個大鬍子的馬克思像。 對《共產黨宣言》我們讀起來很費解，儘管字都認得，但好些術語不明白。 」對於這些來自中國各省的年輕人，還有另一個理解《共產黨宣言》的障礙。 他們當然很尊重博學的陳望道，然而他每次來上課，身上都散發出濃濃的古龍水香氣。 不熟悉這文化標記的學生們總是因此分心，在底下偷偷笑老師。 儘管馬克思本人不在現場，不用說他們確實也對馬克思極為尊敬。 除了致力於學習，這所學校的所有學生也從事公開活動：他們會參加在上海持續舉辦的愛國示威遊行，對城市裡的工人進行革命宣傳，以及撰寫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海報。

一九二○年秋天，他們全都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不用說，這些課程都是免費的，由魏金斯基全額負擔。 然而為了安全起見，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學校的籌辦人在報紙《民國》上刊登了一則學校正式開辦的聲明，指出上課每個月需繳交兩銀元。 他們不能宣稱上課無需學費，以免引來法國警察的懷疑。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在第一個月，無論是魏金斯基或任何人，都無法讓學生準備好接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課程。 直至一九二一年春天，這所學校才有了具體的目標：已經在外語學校就讀了幾個月的學生，被分批送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魏金斯基提供他們旅費，楊明齋則給他們所需的文件。 他們必須把上海共產黨圈子發的推薦信藏在鞋底。

在劉少奇與他的同志王一飛之後，還有汪壽華、許之楨、柯慶施、任作民（為任培國的堂兄弟，是畢業自該校唯一一位工人）、任培國、梁柏台、傅大慶，以及許多曾經在外語學校上過八個月課程的其他人，都啟程前往俄國。 誠然，並非所有外語學校的畢業生都有幸擁有前往俄國的機會。 有些人，包括之後以組織中國農民運動出名的彭湃在內，都無法前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 中國本土的共產黨運動需要愈來愈多的同志，因此陳獨秀與其他領導者不許大多數共產主義支持者把時間浪費在補充教育上。 走海路經由長崎到海參崴，再繞道至「赤色」伯力（Khabarovsk），然後再搭火車前往莫斯科，當時要花上數月，一路上潛伏著這些新生根本無法想像的危險。

「初生牛犢不怕虎」，蕭勁光貼切地形容他們的心境。 例如在海參崴，由東三省軍閥張作霖控制的總領事館的特務逮捕了劉少奇、吳芳與出於某種理由引起特務不滿的其他幾個人。 他們威脅要殺了劉少奇，除非他坦承來海參崴的原因。 但是他僅僅不斷重複，「（我是）做裁縫的。 」他知道有許多裁縫師和理髮師從中國南方省分來海參崴討生活。 最後，特務聽不懂來自湖南省寧鄉縣的劉少奇說的南方方言，他們失去耐性，就把所有人都放走了。 劉少奇與其他人在越過白軍與紅軍的邊界時遇到許多不愉快的事。 他們唯有坐上行駛於紅軍控制區域內的火車，才能放鬆警戒心。 但有一件事使他們無法全然開心，那就是持續的飢餓感。

就算能夠在沿途車站買到食物，他們也只能少吃一點，因為不知道路途還有多遠。 火車因為缺少燃料而時常停駛。 劉少奇回憶道：「在火車上，沒有煤炭燒，就燒木炭； 沒有了木炭，還要坐火車的人到山上去背，背回來以後才能開動火車。 」 ＊作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國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中國研究的副教授；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教授。 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聯經出版）。 ​《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書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