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男子謝文雄持刀當街殺死妻子與小姨子，新北地院國民法官庭判決理由中寫道：依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犯罪結果例示的殺害「多人」，解釋上應接近「多數人」概念，單就殺害人數而論，須達3人以上才該當死刑。 判決一出，輿論譁然。 死者父親張龍乾激動地說：「現在就是要殺3人以上才可以判死刑？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又不是在殺雞。 」 這句話，是整起事件最沉痛的控訴。 但比這句控訴更令人不安的，是整個體制對此的反應。 一、有權定義的人，拒絕定義 憲法法庭面對媒體詢問，書記廳長許碧惠的回應是：該案目前為一審判決，若不服判決，應循法定程序救濟；憲法法庭的判決意旨，已經呈現在憲法法庭判決當中。

司法院新聞及法治宣導處長吳定亞則表示，新北地院判決內容涉及審判獨立的法律見解，司法院不便多作說明。 這段回應，翻譯成白話就是：憲法法庭說「多人」，但幾人算多人，我不講；下級審怎麼解讀，那是審判獨立；家屬要答案，去走救濟程序。 問題是，憲法法庭判決理由中創設了「多人」這個概念，卻沒有把它定義清楚。 當下級審出現明顯歧異的解讀時，最有權威澄清的機關選擇沉默。 這不是審判獨立，這是責任真空。 二、死刑的刻度，不該由一審來畫 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其適用要件理應由立法者或憲法解釋者明確界定。 刑罰明確性原則要求的是：人民可以預見什麼行為會招致什麼後果。

但現在的情況是，憲法法庭留下「多人」這個模糊用語，下級審自行推導出「3人以上」，檢方則認為殺2人即符合「多人」。 於是，死刑的門檻，變成由一個一審國民法官庭的解釋來決定。 這個解釋可能成為通例，也可能被上級審推翻。 但不論結果如何，家屬已經被折磨了一輪。 這不只是「殺幾人」的爭議，而是死刑的刻度，竟由一審判決理由中的例示文字反向推導而來。 這已違反刑罰明確性與正當法律程序。 任何人——無論支持或反對死刑——都很難否認：死刑的適用標準，不該是這樣被決定的。 三、審級救濟，變成制度性的二次傷害 新北地檢署提起上訴，認為一審過度限縮憲法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 這是法律上正確的救濟途徑。 但問題是，這種爭議本來不該發生。

如果憲法法庭當初在判決中把「多人」的意旨寫清楚，或者在下級審出現明顯誤解時主動澄清，就不會讓被害者家屬在審級救濟中再受一次煎熬。 如今，一審這樣判，檢方上訴，二審可能改，最高法院可能再發回。 家屬在這段期間，只能望看著法院牆上的天平，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正義。 每一次審級變動，都是重新撕裂。 這不是救濟，這是制度性的二次傷害。 四、權力分立下的責任真空 這個問題的根源，不是單一政黨，也不是單一機關。 它是跨黨派、跨任期的結構問題：立法者不作為，憲法法庭不澄清，司法院不說明，下級審自行填補。 每個人都在引用別人，每個人都不負責。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上位者留下模糊空間，下位者揣摩上意、甚至做得更過頭。

憲法法庭不想明說廢死，下級審就替它把實質效果做出來。 然後憲法法庭再兩手一攤，說那是審判獨立。 五、天平還在，砝碼卻沒人敢放 台灣司法院的標誌是一個天平。 這個符號源自西方正義女神的傳統：一手天平、一手劍，眼睛蒙布。 天平代表衡量證據與罪責，劍代表執行，蒙布代表不偏不倚。 但這個符號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天平要能秤出東西，前提是砝碼是清楚的、刻度是可讀的。 如果砝碼本身模糊，刻度隨人解釋，那司法天平掛在那裡，就只是裝飾。 日本最高裁判所透過「永山基準」，以判例逐步形成死刑適用的具體標準，而非靠一句「多人」來決定。 台灣這次的問題，不是天平這個符號有問題，而是掌握刻度定義權的機關，選擇不把刻度說清楚。

憲法法庭創造了「多人」這個刻度，卻拒絕告訴人民刻度是多少。 下級審只好自己畫，家屬只好自己等。 這不是審判獨立，這是責任真空。 天平還掛在牆上，但砝碼沒有人敢放。 而承受代價的，是那些在審級之間被來回撕裂的被害者家屬。 可惜，公義從憲法法庭那算起，到判決書裡，卻怎麼也找不到。 ＊作者為資產管理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