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十五五」时期就业与社会保障新闻发布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会上抛出一句颇具份量的话：「数据找人很重要，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儿，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参保。 」 中国官方目标很明确：力争「十五五」（2026－2030年）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已分别达10.79亿、2.51亿、3.27亿人，规模号称全球首位。 但当局仍不满足，下一步重点锁定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与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希望把他们从居民养老保险「升级」到职工养老保险。

失业三年无人问，社保征缴找到我 过去中国社保扩面多半靠政策宣导与企业缴费监督。 这一次，官方公开提出「数据找人」，意味着思路转向精准定位。 李忠强调，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者已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但「十五五」期间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让他们加入职工保险，并创建用工方、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机制。 2025年9月1日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行。 其中第19条明确规定，企业与员工约定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员工自行承诺放弃社保，相关约定均属无效；若企业未依法缴纳社保，员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经济补偿，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涉及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等项目，实际适用范围、费率及缴费基数，则依规定与所在地政策而有所不同。 企业与员工通常分别承担相应的缴费责任，工伤、生育等项目的负担方式亦有差异。 中国正式实施推延迟退休，此举将加剧劳动者之间的恶性竞争。 图为北京街头上美团外卖员不断刷手机，希望尽早接到单上美团外卖员不断刷手机。 (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过去部分中小企业并未全面依法替员工参保，而是与员工形成某种默契：企业不缴社保，改以较高的现金薪资或社保补贴支付；员工则换取当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这种做法虽然存在法律风险，却在部分餐饮、零售、制造业及其他劳力密集型产业中，成为企业控制成本、员工增加现金收入的一种非正式安排。 对大型企业而言，增加社保支出或许还能通过规模经济、产品涨价或内部成本调整消化；但对原本就靠薄利维持营运的街边餐馆、小型工厂与个体经营者而言，添加成本可能直接侵蚀原有利润。 在居民消费意愿疲弱、同业竞争激烈，涨价可能导致客源流失。 企业若不涨价，便只能从薪资、工时、员工人数或其他支出下手。 于是，一项原本意在保障劳工的制度，可能在部分企业的短期因应下，转化为降薪、减少招聘或缩减营业规模的压力。 在微博与X等平台上，这句「把人找到」迅速被解读为压力升级。 有人讽刺「下一步是不是直接弄一个社保码？

不缴就红码」；也有人直接反问：「你猜猜那群人为什么不参保啊，是钱太多了吗？ 」「没工作没收入的拿啥交。 」 劳工依法享有保障，却可能不想缴、也缴不起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8月的政策说明中，也直接点出两种现象：一是部分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而不替员工缴纳社保；二是部分劳工，尤其年轻族群，为了增加当下可支配收入，主动要求企业不缴社保，改以现金补贴支付。 中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据官方或相关报告估算已超过2亿，甚至有说法逼近3亿。 然而，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仍低——截至2024年底约7057万人，远低于整体规模。 这些人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个体户与自由职业者，收入不稳定、流动性高，正是过去参保最容易断档的族群。

职工养老保险对灵活就业者来说并不便宜。 个人需全额承担约20%的费率（其中8%进个人帐户、12%进统筹），缴费基数多按当地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选择。 以部分城市为例，最低月缴养老保险常落在1100元以上；若再加上职工医保，合计常突破1600元。 对月收入仅三四千、甚至订单不稳定的外卖骑手而言，这笔固定支出并非小数。 官方虽提及平台企业与用工方共同分担，但具体落地细节仍待观察。 过去几年，已有地方为困难群体代缴，但「数据找人」之后，动员力道显然加强。 更值得注意的是，劳工一旦失去正式工作，即使仍有零工、兼职或其他收入，也不代表其社会保障需求同步消失。

若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减少正式聘雇，劳工可能面临更不稳定的工作型态，制度保障与实际就业之间的落差也可能扩大。 中国网约车滴滴打车 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企业裁员、工作难找，导致不少人转投入从事网约车（网络平台叫车）司机工作。 图为上海一辆滴滴打车，摄于3月8日。 滴滴是中国主要的网络叫车平台。 （中央社） 为何此时强化运行？ 中国养老金压力与内需转型是两条重要指针 中国正面临人口老化、劳动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不同地区社会保障财务承受能力不一等长期挑战。 退休人口增加，意味着养老保障的支付需求上升；若缴费基础、基金收入与支出成长之间失去平衡，制度的财务持久性便会受到考验。

强化社保征缴是否已成为特定养老金缺口的直接解方，仍须依各类基金的收支、财政补助与跨地区调剂等数据判断，不能仅凭政策时点就断言中国是为了填补某一笔特定缺口。 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低（年缴几百至数千元），但待遇也低；职工保险待遇较高，却要求持续高额投入。 对许多收入不稳定者而言，这不是「保障升级」，而是现实负担。 企业开始找替代方案，强制社保能否真正落地？ 对部分业者而言，可能选择减少非内核职位、降低招聘需求、调整薪资结构，或将部分工作交由人力服务公司承接。 也有企业可能通过缩短营业时间、提高自动化程度，或重新安排全职与兼职人力配置来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外包也不是可以无限制使用的避风港。

企业是否仍须承担相关责任，必须依实际用工关系、契约安排与适用法律判断；若只是通过名义上的外包规避法定义务，仍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如果企业普遍改采更短期、更弹性或更间接的聘雇模式，正式职位可能减少，劳工也可能失去部分原本可以通过稳定劳动关系取得的保障。 反过来说，如果执法一致、违规成本明确，且企业有足够时间调整经营模式，制度也可能逐步减少过去由劳工自行承担的风险。 强制社保的争议，最终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国劳动市场的正式制度与实际经济条件，是否存在过大的落差？ 如果企业长期以不缴社保维持低成本，代表部分商业模式可能创建在未充分承担法定用工成本的基础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化执法有其必要性，否则守法企业与劳工都可能持续承受不公平的代价。 但若企业的利润、需求与融资条件已经恶化，单纯提高执法强度，未必能立即创造足够的支付能力。 政策最终能否达成目标，不能只以企业缴费金额是否增加来判断，更要看正式就业是否稳定、劳工实质收入是否受到侵蚀，以及社会保障是否真正提升了家庭面对未来风险的能力。 如果社保扩面能与企业转型、居民增收及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同步推进，它可能成为中国改善劳工保障、重建消费信心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