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史丹佛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的麦可・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共同获得，两人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 官方获奖理由是「总体经济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两人的研究改变了稳定政策的理论基础，让各国央行与财政部能以新凯因斯模型分析景气循环。

石油危机中失灵的凯因斯 诺奖委员会的科普说明指出，稳定政策的基本想法可追溯至约一世纪前的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家庭与企业的总需求不会自动与经济的产出能力相符。 需求过低时出现高失业与低成长，需求过高时经济过热、通膨上升。 因此，政府与央行应在景气低迷时刺激需求、增加财政赤字，在景气过热时则反向操作。 问题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凯因斯的传统模型失灵：通膨在失业上升时仍然升高，所得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不如预期稳定。 刺激措施在错误的时间出手，带来多年的低成长与高通膨。 许多人因此认为凯因斯的稳定政策弊大于利，应当被时代淘汰。 但诺奖委员会指出，当时的问题在于模型依赖总体变量之间稳定的统计关联。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主张，模型必须创建在微观基础之上，也就是从个别家庭与企业的行为出发，再加总成整体经济。 霍尔与伍德福的贡献，正是不再以总体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创建模型，而是从个别家庭与企业的行为推导整体经济的变化。 两人模型的关键设置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商品价格时具有前瞻性。 政府与央行若公开说明政策计划，可能影响民众对未来的判断，进而引导经济走向。 诺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两人的研究为各国央行与政府目前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基础，决策者因此更能应对能源危机或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冲击。

霍尔：用消费行为反推预期 家庭对未来所得的预期无法直接观察，过去也没有人找到能预测消费的指针。 霍尔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如果消费取决于对未来所得的预期，那么消费决策本身就是预期的最佳指针。 既然新信息无法事先预测，消费的变动理论上也应无法预测，因此研究者应当检验「消费的变动无法被预测」这个假说。 霍尔1978年发表的论文提出了这项想法，堪称研究上的一次顿悟时刻。 1982年，霍尔与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利用微观数据发现，大约八成家庭的消费决策符合理论，其余家庭则是即期消费。 这个比例会随时间与国家而变，但可以估计。

伍德福：奠基新凯因斯理论 伍德福在2003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的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凯因斯总体模型。 模型由三条方程序构成，成为之后新凯因斯模型的原型，企图回答降低利率会让GDP与通膨如何变化，以及在特定经济情势下，利率应该调升多少才能稳定通膨。 伍德福模型的消费部分融入了霍尔的结论：消费取决于家庭对未来所得的预期，也取决于利率。 利率低于中性（自然）利率时，消费会被刺激；高于时则受抑制。

中性利率概念由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Knut Wicksell）在19世纪末提出，伍德福受其启发，指出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影响经济活动，而不必依靠货币供给量。 价格部分的设置是，企业不会随时调整价格，因此价格具有黏性。 企业定价时也必须前瞻，因为它们会考量未来的成本与竞争者的价格，因此企业的决策同样受预期影响。 这使得央行的可信度与透明度成为重要条件，清楚且可信地沟通政策意图，已成为央行运作的内核。 此外，伍德福提出「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用来衡量经济中的需求压力。 能源价格上涨后，经济能生产的量变少了，但需求没有同步降低，就会出现供不应求，通膨因此可能随之上升。

与传统凯因斯模型不同，伍德福的模型会建议升息等抑制措施，以避免通膨失控。 诺奖委员会认为，这使近年供给冲击的应对比1970年代有效得多。 诺奖委员会指出，新凯因斯模型如今已被各国财政部与央行采用，瑞典央行也针对瑞典情况调整过模型。 委员会认为，在疫情与近年能源危机中，这些研究让决策者能更有效地处理总体经济的危机，让这些危机对成长与通膨的长期影响比1970年代更小。 但诺奖委员会也强调，衰退与高通膨并未真的消失，只是持续时间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