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浪潮之下，市场普遍担忧技术迭代会进一步压低劳工在国民所得中的分配占比，美国过去五十年的生产力与薪资数据则为此讨论提供关键参考。

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每小时实际产出已较1973年翻倍，但劳工实际时薪涨幅并未同步。企业产出中的劳动份额，从1973年约63%下滑至2025年约55%，近期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修订并未扭转此一格局。

根据瑞银分析，本次收入上调主要来自利息收入，劳动收入上调幅度有限，总量改善不等于劳工购买力同步提升。

需要厘清的是，生产力与实际薪酬采用两套不同价格统计口径。生产率使用企业产出价格折算，实际时薪依据CPI调整，两组数据差值不能全部归因为劳动收入转移到资本。在2000年之前，统计口径差异能解释大部分差距，2000年后，劳动份额本身下档成为主导因素。即便劳工实际报酬持续成长，其在总产出中占比仍可能走低。劳动份额之外产出还需涵盖资本折旧、利息与税费，劳动占比下滑幅度不等于企业利润扩张幅度。

根据高盛上月对商业部门拆解的报告，劳动份额较1990年代平均值下降约7.5个百分点。该行估算，约四成降幅来自统计与分类偏差，并非真实所得分配转移。一方面，1986年美国税改推动企业改用穿透型组织架构，部分薪资收入计入企业利润，直接压低统计层面劳动份额。另一方面，电脑、软件等短周期资产占比提升推高折旧开支；劳动份额分母包含折旧，也会拉低占比，不代表资本所有者获得等额净收益。同时股权激励存在计算缺口，部分选择权收益未能纳入薪资统计，造成劳动报酬被低估。

剔除统计扰动后，剩余约六成、接近4.5个百分点的降幅属于真实分配变化。高盛认为，企业加价能力提升、自动化普及、劳动者议价能力走弱是内核驱动，三者交织难以单独量化。市占率向用工规模较小的「超级企业」集中，进一步拉低整体劳动份额；制造业机器人渗透率较高的行业，劳动份额降幅更明显，工会力量弱化也削弱劳工议价能力。

对于AI带来的影响，高盛提出关键判断：劳动份额能否企稳，取决于AI替代劳工任务的速度与创造新职位的速度孰快孰慢。若任务替代持续快于岗位创造，劳动收入占比或将进一步承压。

短期经济数据来看，根据瑞银测算，2026年第二季美国非农业商业生产力年增2.3%，单位劳动成本成长2.2%，未见生产力大幅跃升，同期实质薪资收入年增0.8%，低于实质消费支出2.5%的成长速度；个人储蓄率虽小幅上修至4.4%，仍低于一年前水准。科技变革的长期红利如何更公平惠及劳工，仍是宏观经济需要直面的内核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