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察贿选是为了保护民主机制，此无庸置疑。 然而，沿用25年的选举赠品30元门槛，既跟不上物价，也让合法宣传与意图买票的界线难以掌握，而逼得候选人提心吊胆。 政府若真重视选举公平性，就该检讨这个陈旧标准，而不是每逢争议，才搬出难以说服国人的不同解释。 首先必须厘清，《选举罢免法》中并没有「赠品超过30元即违法」的条文。 这个数字源于2001年9月24日最高法院检察署的一、二审检察长会议，并见于同年10月8日法务部函释。 当时认为，文宣附著于30元以下的原子笔、面纸、便帽等物品，尚不足以动摇投票意愿。 它最初只是查贿参考，不是法定价格上限；但长期宣导下，却成了候选人不敢跨越的红线。 今年的几起案件，更凸显判定标准难以理解。

新北市泰山陈姓里长候选人举办义剪、招待里民约50元豆花，即遭到搜索并以10万元交保；新庄也有里长候选人因酱油、牙膏礼盒涉案。 国民党彰化县议长谢典霖更因餐会案遭羁押。 不过，检方指控谢案涉及公款、洋酒及蛋黄酥，每人利益逾千元，不能把它简化成「超过30元就被办」。 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件也都不能以侦办来代替有罪判决。 另一方面，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欣纯在大里、雾峰成立后援会，现场提供包含炒面、香肠、卤蛋、油豆腐的餐盒，被质疑铁定超过30元。 桃园市长候选人黄世杰也被指控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现场高喊「冻蒜」，并发放市价300元的鸡蛋礼盒，这些争议更引发「办蓝不办绿」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10月6日法务部长郑铭谦已表示，黄世杰相关案件已由桃园地检署依法立案，并非无视。 但是真正该追问的是：不同案件启动调查与采取处分的理由能否一致、清楚地向社会说明？ 郑铭谦后来解释，30元只是发动侦查的门槛，超过未必构成贿选，仍须判断有无投票对价。 这个法律说明本身没有错，也不是今天才有。 然而，政府既承认金额不是定罪标准，就不该让僵化的金额数字与模糊的「社会常情」并存，让候选人只能猜测办案尺度，而导致双标疑虑。 30元的不合时宜，来看看当今物价便知。 20多年前，一片鸡排的行情才35、40元；时至今日，三重老字号饮料店的招牌鸡排已涨到99元，连锁品牌的售价也要80至95元。

虽然鸡排不能代表全部物价，却足以说明30元购买力早已大不如前。 人工、布料、印刷、水电都涨了，文宣品的参考金额却不动，等于不断缩小合法宣传的选择和文宣创意的发挥。 再从竞选传播的角度来看，假设某候选人花了100万元，制作1万件、每件100元的T恤，印上姓名、肖像与竞选口号公开发送，就会面临贿选的指控。 但同样100万元，他去购买100面1万元的户外广告，甚至等值的电视、报纸广告，却是正常的竞选支出。 平平都是《广告学》教科书上明订的文宣媒体，为何前者却会让人动辄触法？ 当然，赠品让选民取得实质价格的物品，与媒体广告终有不同。

但这个差异，在今日生活条件下，是否足以让百元文宣T恤跟选民有足够的对价关系和期约行为，而承受如此高度的法律不确定性？ 还有，30元究竟要怎么算？ 是制造成本、实际购入价，还是大盘、小盘或零售价？ 法务部2003年就曾讨论过：同一个皮包零售50至100元，批发32元，大量采购只要28元。 若连计价基准都难以一致，候选人又如何事先遵循？ 司法又何必把力气耗在几元价差？ 政府理应尽速修订老旧陈年的30元参考门槛，按物价定期检讨，并公布计算方式与单纯文宣品的明确判定准则。 对意图以利益交换选票者一定要严办，但对选举文宣则应给予创意的发挥空间。 所谓的选举公平，需要的是执法一致性，而不是停在25年前的价格想像。

可别让一件100元T恤，比1面1万元户外广告更令人害怕。 ＊作者为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禾流论坛》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