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川普会面，川普除了提到台湾耳熟能详的「飞虎队」以外，还提到一个台湾人较少知道的专有名词「工合」（Gong Ho）。 而且根据川普的说法，「工合」这两个中文本还与美军陆战队的历史有关，为何台湾几乎无人听过？ 「工合」不是什么特别的单字，其实就是战时国民政府麾下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简写。 那么「工合」为何会在川习会上为川普主动提出？ 既然是隶属于国民政府的组织，又跟美军陆战队有什么特殊关系？ 跟中共的8路军有什么联系？ 事实上「工合」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是由旅华的新西兰艾黎（Rewi Alley）成立，目的是为推动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能力募款，直接由行政院管制，院长孔祥熙还兼任理事长。

然而由于艾黎本身是西方左派人士，且「工合」又得到曾经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妻子海伦（Helen F. Snow）支持，立场上本就比较倾向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而在那个国共合作的时代，「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理事除了有国民党的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外，还有共产党的林伯渠、董必武以及邓颖超，募款的相关工作则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负责。 所以「工合」本身虽然是国民政府麾下的机构，却有十分强烈的左翼亲共色彩，川普提及这两个字的用意显然是为了拉近他与习近平的距离。 毕竟「飞虎队」若与「工合」相比起来，真的就是一支彻底的中华民国空军美籍随附团体，跟现在的北京政权没有直接渊源。 那么「工合」又何以与美军陆战队友关系呢？

这就要从卡尔逊（Evans F. Carlson）准将的故事开始说起。 卡尔逊是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于1937年到中国考察国军对日作战成效的美军陆战队军官。 然而他在华北战场上活动时，受到8路军「游击战」以及「人民战争」所吸引，他不仅见了朱德，还亲自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对话，成为历史上首位提出美国和中共开展军事合作的美国军官，从而在中共的叙事中成为了美「中」友好的代表性人物。 1927年抵达上海的第4陆战团，原本的任务是要保卫公共租界，准备与入侵的北伐军战斗。

（University of Bristol）（许剑虹提供） 曾经的种族主义军官 与斯诺夫妇还有艾黎不同，卡尔森并不像中共所诉说的那样是一位天生怀抱理想主义的左派人士，相反的陆战队军人出身的他不仅早年是美军的反共急先锋，而且还一度对中国人怀抱强烈的种族偏见。 卡尔逊确实是一位与中国有深度链接的「中国通」，他很早就想要来中国，并于1927年抵达上海出任美军陆战队第4团的情报官。 当时的卡尔逊可绝对不是对中共友善的份子，甚至他之所以被派到中国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在北伐军打到上海之际维持公共租借的秩序。 换言之受到1927年3月「南京事件」的影响，美国怀疑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军接受苏联支持，可能会进攻租界伤害在上海活动的美国人。

卡尔逊的任务，就是依据美国在华的「驻外法权」保障美国公民。 卡尔逊在这一阶段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他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被派到中国的任务是「驯服狡猾的中国人」，还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强调要「给这些斜眼人一些教训」。 他也真的准备好要与打入租界的北伐军战斗到最后，不过由于蒋中正突然调转枪口，于1927年4月12日对党内左派和共产党人实施武力「清党」，成功避免了北伐军与陆战队之间的冲突。 1927年的卡尔森，看到国民革命军枪决共产党的画面时，肯定是举双手欢呼的众多美国人之一。 后来在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Mark C. Bristol）的调教之下，卡尔森才逐渐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兴趣，并逐渐降低了他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

然而，不再歧视中国人却也不能代表他同情共产党，恰恰相反，此一阶段的卡尔森成为了支持蒋中正的「匪情研究」专家。 站在全球左翼反殖民运动的角度出发，支持「清党」还只是卡尔森的其中一项罪过；其1930年到1932年在尼加拉瓜服役的历史，才真正彻底彰显了他作为「帝国主义」军人的真面目。 他在1930年12月被派往马纳瓜出任尼加拉瓜国民卫队（Guardia）军官，指挥陆战队和尼加拉瓜军警镇压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领导的左派游击队。 卡尔森参与培训的尼加拉瓜国民卫队，确立了苏慕萨家族43年的威权统治。

（美国国家文件馆）（许剑虹提供） 苏慕萨政权的奠基人 卡尔逊在尼加拉瓜完全把国民政府那套反共制度带了过去，他一方面亲自领导陆战队及国民卫队士兵清剿左派游击队，还因为在一场战役中指挥12名陆战队击败百人之多的游击队而获得海军十字勋章表扬。 他不是一名消极运行任务的军事顾问，还利用空闲时间研究他研究桑地诺的战术，让自己的部队采用轻装、快速机动、夜间行军等方式反制游击队。 后来卡尔逊花大量时间研究特种作战以及毛泽东的游击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尼加拉瓜的经验启发，这可能才是我们研究「工合」的历史时最感讽刺之处。

可军事上的反共还不够，卡尔逊还给尼加拉瓜带来了政治上的影响，那就是他为右派军人领袖苏慕萨（Anastasio Somoza García）的上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卡尔逊在1932年出任尼加拉瓜的警察首长，期间他针对桑地诺份子展开一系列突袭行动，先后逮捕21名共党份子。 他甚至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强调，美国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逮捕左翼人士，而是应该直接就地枪决他们。 转眼间来到1933年，桑地诺的叛乱大抵平定，陆战队即将撤出尼加拉瓜，卡尔逊奉命将国民卫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了尼加拉瓜的右翼青壮派将领苏慕萨。 本来按照美国的设想，国民卫队将在苏慕萨领导下成为一支跨党派但亲美的武装力量，代表尼加拉瓜政府压制反美的左派势力。

1934年，桑地诺选择放弃抵抗，并与苏慕萨签署和平协议，但苏慕萨却转手将桑地诺杀害。 接着手握兵权的苏慕萨将矛头转向尼加拉瓜政府，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萨卡萨（Juan Bautista Sacasa）总统，成为大权独揽的威权领袖。 苏慕萨家族对尼加拉瓜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79年，他本人死后也由两位儿子接掌大权，而卡尔森指挥过的国民卫队便是他压制异己的武器。 也因为共享反共价值的原因，两蒋执政时的台湾与苏慕萨家族执政时的尼加拉瓜是最坚强的两个盟友，这也是为何当今尼加拉瓜的左派总统奥蒂嘉（Daniel Ortega）对台湾相当厌恶的原因，卡尔森则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接受罗斯福总统与颜露尔指派，在中国战场搜集情报的卡尔森。

（许剑虹提供） 罗斯福钦点的「中国通」 1933年，卡尔森被派回中国担任北平美国公使馆陆战队卫队的副官，并首度开始有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同时，他也成为美军最早的「匪情研究」专家，通过与国民政府合作研究中共相关情报。 与第一次只听闻过毛泽东和朱德俩人的名称不一样，这次卡尔逊对在江西活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更清晰的掌握，并明白了毛朱两人在共军里扮演的内核角色。 卡尔森不仅研究红军，也研究国民政府围剿中共时采取的战术，同时观察国军在德国顾问指导下的整军备战。 尤其是第五次围剿时，国军采用的碉堡战术，他们成功封锁道路，逐步包围中央苏区，逼迫红军走上长征的道路。

此刻中国的局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逐渐稳定，也让卡尔森完全抛弃了过去的种族优越感，以更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 在那个日本夺取东北，又不断煽动华北从中国分离的时代背景下，卡尔森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的军事交互。 例如，当陆战队的布拉德曼（Frederic L. Bradman）准将访华时，他特别安排这位昔日在尼加拉瓜的老长官拜访何应钦将军等华北军政高层。 就连中华民国陆军官校的学生，也在卡尔森的邀请下造访了北平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 国军甚至被允许向美国使馆卫队官兵教授中国武术，此举看在日本人和东交民巷的其他欧洲人眼中非常碍眼。 因为自清末以来，东交民巷的不成文传统就是禁止中国人随意入内，美国人却打破了这个禁忌。

1935年，卡尔森结束了北平使馆区的工作回到美国，可华北局势却日益紧张，中央军更因为「何梅协定」的关系被迫撤出了华北。 卡尔森回到美国后奉命前往格鲁吉亚州温泉镇（Warm Springs），也就是总统的渡假行馆，负责保卫罗斯福总统的安全，两人因而认识。 此刻罗斯福预判日本即将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于是在1937年夏天得知卡尔森将第三度派往中国学中文时，暗中将其延揽为自己的「线人」，要求他将在中国看到的所有情报通过私下管道传递给自己。 卡尔森的成名作品《中国的双星》，鼓励美国推动国共合作一同抗日。

（许剑虹提供） 走上左倾不归路的「匪情专家」 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颜露尔（Harry E. Yarnell）本来就同情中华民国的抗战事业，并大力支持卡尔森的情报工作，委任他担任海军情报观察员。 可颜露尔是美国利益的捍卫者，他防范日本是一回事，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中共的防范。 卡尔森从「匪情专家」走上左倾之路，相信是颜露尔所难以想像的发展，那么这位将苏慕萨扶持上台的前美国反共军人，又是如何变成中共的好朋友呢？ 事实上，刚抵达中国的卡尔森，立场仍较亲近国民政府，他最早观察的也是淞沪会战及台儿庄战役这两场由国军主导的对日作战。

不过此刻的卡尔森政治思想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两次驻华经验瓦解了他早年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尼加拉瓜则让他学会重视了游击战起来，罗斯福总统秉持的进步主义则让他从原来的保守主义者转变为自由派。 也就是在第三度访华时，他的作家老友斯诺已经因为撰写《西行漫纪》（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而享誉西方的中国研究圈。 卡尔森在斯诺夫妇的影响下完成了思想的第四次蜕变，这次他不只不再反共，还产生了前往中共根据地考察的强烈渴望。 恰巧当时中共也期望得到西方世界以及美国的关注，颜露尔赋予卡尔森的观察员身份，让延安对他产生了兴趣。

于是卡尔森在斯诺的帮助下，于1937年12月造访了山西的8路军总部与朱德会面，接着又在1938年5月到延安直接拜会毛泽东。 他为这两位自己过去曾经研究，并且誓言打倒的中共领袖所深深折服，卡尔森强调朱德「是一个我敬佩、信任，而且在军人气质上能产生共鸣的人」，毛泽东则「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政治洞察力的人」。 这段时间他还结识了立场比斯诺更激进的女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两人还产生了极为暧昧的情愫。 史沫特莱长期投身女权、平权以及反帝运动，甚至与共产国际往来密切。

在她的影响之下，卡尔森的左倾信仰更加强烈，不仅是对国民政府，甚至连包括自己参与的尼加拉瓜军事行动在内的美国「霸权主义」行径产生了质疑，从而走上了左倾亲共的终极之路。 卡尔森期许陆战队效法中共的「民主」精神，成为真正能够深入敌后活动的「人民军队」。 （许剑虹提供） 将「工合」精神注入美国陆战队 对国民政府和美国双双产生质疑的卡尔森，在完成第三趟中国任务后返回美国后选择退役离开陆战队。 表面上他强调做出这个选择是为了确保自己能以自由人的身份继续支持中国抗战，实际上卡尔森却对美国政府没有禁止商人向日本出售石油废铁一事感到厌恶，认为美国表面上同情中国，实际上却扮演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实在是非常虚伪。

同时对8路军的考察，也让他对共军不强调阶级，主张官兵平等的「民主精神」留下深刻印象，转而怀疑美军不过是资本家的工具。 不过导致他与美军分道扬镳的最主要理由，还是在于他厌恶美国政府以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唯一合作对象的政策。 他认为此刻的蒋中正已经有了「法西斯化」，甚至于对日妥协的倾向，不可能是与美国结盟抗击日本侵略的最好选择。 卡尔森与陆战队分手不到两年，他就在美国对日本实施钢铁与石油禁运后的1941年4月回到部队。 此刻的卡尔森相信美日战争迟早爆发，届时美中两国将结成正式的抗日盟友，让他有机会亲自率领陆战队登陆中国沿海，与朱德领导的8路军并肩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森奉命担任陆战队第2突击营的中校营长，终于等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罗斯福总统十分赞赏卡尔森，将自己的儿子詹姆斯（James Roosevelt）派往第2突击营担任卡尔森的副手。 得到总统的支持与背书后，他将过去官兵平等、军官以身作则、小部队、分散、渗透以及游击战思想等特种作战概念带入了突击第2营，从而被视为美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之父。 他以「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工合」，来总结自己为陆战队第2突击营带来的改变。

实际上，「工合」两字既不是来自于8路军，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游击战术，卡尔森选择这两个字的原因，还是在于其可直接翻译为「团结」（Work Together）以及「和谐」（Work in harmony）之意。 他希望陆战队员能够效法共军，抛弃军队里的阶级意识，彼此平等友爱，共同打击敌人，这也正是川普总统在习近平面前脱口说出「工合」两字的完整历史背景。 尼米兹将军表扬历劫归来的卡尔森，但这场所谓的胜利背后有更多政治宣传的性质。 （许剑虹提供） 马金岛战役的真实与虚幻 接着我们要来讨论这场让卡尔森一战成名的马金岛战役。 这场发生于1942年8月的突袭行动，无论是在二战时期的美国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都被视为「工合」精神的最好体现。

可查看马金岛战役的真相，却远远没有宣传描述的那么浪漫，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如果从共军的角度出发，这场战役的结果可能更是严重污辱了「人民战争」四个字。 此一突袭战以卡尔森和罗斯福公子率领约220名陆战队突击队员，搭乘「鹦鹉螺号」（USS Nautilus）与「百眼巨人号」（USS Argonaut）两艘潜舰，突袭日军控制的马金岛揭开序幕。 陆战队确实利用日军的疏忽，以突袭取得相当战果，只是当日军重整旗鼓发起反扑之后，美军自身也付出不小代价，撤退过程更一度陷入混乱，连总统的公子都差点没带出来。 恶劣海况使突击队员难以返回等待在外海的潜舰，部分官兵失去武器和装备，在海滩上筋疲力尽。

期间还有九名陆战队员，在撤退的过程中被卡尔森遗忘，他们不幸遭到日军俘虏，然后被送往夸贾林环礁斩首处决。 就连卡尔森后来接受采访时，也承认马金岛突袭战把自己一度带到了「精神低谷」，还一度考虑向日军投降。 还好詹姆斯成功逃了出来，不然很难想像罗斯福能否像史达林（Joseph Stalin）一样，以钢铁意志面对自己沦为敌军人质的儿子。 但是站在卡尔森强调「工合精神」的视角，马金岛战役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笑话，因为共产党8路军所最强调的政治工作内核，就是转化战俘，尤其是日军战俘为己所用，但是这一切在残酷的太平洋战场上根本不可能发生。

著名历史学家道尔（John W. Dower）以「没有慈悲的战争」（War without Mercy）形容太平洋战场上的美日两军，双方都怀抱着强烈的种族主义，其中之一是要将对方杀到不留一人。 也是在马金岛突袭战中，卡尔森的种族意识又故态复萌，陆战队将日军守备队杀到一人不剩，这完全与毛泽东强调的「优待俘虏」政策相违背。 美国国家陆战队博物馆中，也介绍了卡尔森的战功，但同时也坦承他是一个在军方中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 （许剑虹提供）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马金岛突袭战并非卡尔森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事后他还经历了瓜达康纳尔、塔拉瓦、夸贾林以及塞班岛的对日作战。

在塞班岛战役中，担任第4陆战师上校幕僚的卡尔森为了营救一名受伤的通信兵而挂彩，这是他在整个二战期间最英勇的表现，但却也迫使他离开前线回到美国本土养伤，就此失去打回中国的机会。 尽管卡尔森在第三次访华时已经转向为左倾份子，但是他对蒋中正仍不失表面上的尊重，同时赞扬蒋中正和毛泽东为「中国的双星」（Twin Stars of China），期望中国能够在国共携手合作的情况下成为美国对日作战的盟友。 只是在失去与朱德一起打日本的机会后，卡尔森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彻底转向成为延安的支持者。

国军在「一号作战」的溃败，以及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与蒋中正的冲突，都促使他更为迫切地希望美国抛弃重庆国民政府，承认延安为美国唯一对抗日本的中国盟友。 等到日本投降后，他更成为反对陆战队介入国共内战的急先锋，建议杜鲁门（Harry S. Truman）撤出驻华美军，并指出这是能逼迫蒋中正与共产党进行政治谈判的唯一方式。 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卡尔森在国共内战尚未打出结果的1947年5月27日因心脏病去世。 卡尔森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广为人知的战争英雄，也对陆战队特战部队的创建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所以美军在他去世后追赠其准将军阶，并允许之下葬阿灵顿国家公墓。

只是他晚年强烈亲共的立场，却也导致陆战队必须与卡尔森保持距离。 纵然时任陆战队司令的范德格里夫特（Alexander A. Vandegrift）将军出席了卡尔森的告别式，但现场可见的陆战队高端将领却寥寥无几。 美军甚至不愿意支付将其遗体运往阿灵顿公墓的812美元费用，可见虽然美国国务院有许多官员对中共充满期待，但是在美国军中支持中共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最后还必须要靠罗斯福之子詹姆斯出面筹钱才送了卡尔森最后一程。 若未来台海冲突升温，延续「工合」精神的陆战队特战部队，极有可能首当其冲与共军交手。

（USMC）（许剑虹提供） 走向与中共对抗的「工合」精神 撰写卡尔森传记的美国历史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在作品中质疑如果卡尔森没有在1947年去世，而是亲眼目睹毛泽东上台后延续30年的共产暴政，他是否还会坚持自己晚年的左派信仰。 笔者同意卡尔森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理想主义者，假若他真的还有机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确实不是没有恢复自己第二次访华时的反共信仰，甚至于支持台湾的可能性。 当然，这是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出真正的答案。 卡尔森去世后，不只大陆沦陷，就连美国本身，包括陆战队在内，都因韩战的爆发而与中共兵戎相见。

随后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时代降临，「工合」两字也因为与中共的关系而成为了美军陆战队的禁忌，不再有人知道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冷战结束后的2014年，陆战队决定将其麾下的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Marine Forc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历史，追溯到二战期间的陆战队突击队，并且组建第1、第2与第3突击营后，卡尔森的「工合」精神才又再度回到他所曾经为之效力的陆战队。 当然如今的「工合」，又被赋予了「热血、积极、干劲十足、全力以赴」的新时代意义。 讽刺的是，川普在与习近平会面时以「工合」两字拉近他与习近平的距离。

可事实上，习近平，甚至于川普本人对「工合」的历史有多少了解，笔者在这里都不得不给出一个大问号。 更讽刺的地方，还是在于亚洲始终是陆战队锁定的其中一个潜在战场，二战时的假想敌是日军，21世纪当下的头号假想敌则毫无疑问是共军。 传承了「工合」精神的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非常有可能在未来台海冲突，甚至于东海与南海爆发事端时，将枪口对准由8路军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今天的日本自卫队身为陆战队的盟友，在与美军的联合演习中高喊「工合」口号，本身并非笔者难以想像之事。 就算未来自卫队员与陆战队员一起喊着「工合」口号投入与共军的战斗之中，笔者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作者为军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