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習近平訪問美國與川普會面，川普除了提到台灣耳熟能詳的「飛虎隊」以外，還提到一個台灣人較少知道的專有名詞「工合」（Gong Ho）。 而且根據川普的說法，「工合」這兩個中文字還與美軍陸戰隊的歷史有關，為何台灣幾乎無人聽過？ 「工合」不是什麼特別的單字，其實就是戰時國民政府麾下組織「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簡寫。 那麼「工合」為何會在川習會上為川普主動提出？ 既然是隸屬於國民政府的組織，又跟美軍陸戰隊有什麼特殊關係？ 跟中共的8路軍有什麼聯繫？ 事實上「工合」與中國共產黨沒有直接關係，是由旅華的紐西蘭艾黎（Rewi Alley）成立，目的是為推動中國的戰時工業生產能力募款，直接由行政院管制，院長孔祥熙還兼任理事長。

然而由於艾黎本身是西方左派人士，且「工合」又得到曾經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他的妻子海倫（Helen F. Snow）支持，立場上本就比較傾向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 而在那個國共合作的時代，「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理事除了有國民黨的張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外，還有共產黨的林伯渠、董必武以及鄧穎超，募款的相關工作則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負責。 所以「工合」本身雖然是國民政府麾下的機構，卻有十分強烈的左翼親共色彩，川普提及這兩個字的用意顯然是為了拉近他與習近平的距離。 畢竟「飛虎隊」若與「工合」相比起來，真的就是一支徹底的中華民國空軍美籍隨附團體，跟現在的北京政權沒有直接淵源。 那麼「工合」又何以與美軍陸戰隊友關係呢？

這就要從卡爾遜（Evans F. Carlson）准將的故事開始說起。 卡爾遜是在羅斯福總統的要求下，於1937年到中國考察國軍對日作戰成效的美軍陸戰隊軍官。 然而他在華北戰場上活動時，受到8路軍「游擊戰」以及「人民戰爭」所吸引，他不僅見了朱德，還親自前往延安與毛澤東對話，成為歷史上首位提出美國和中共開展軍事合作的美國軍官，從而在中共的敘事中成為了美「中」友好的代表性人物。 1927年抵達上海的第4陸戰團，原本的任務是要保衛公共租界，準備與入侵的北伐軍戰鬥。

（University of Bristol）（許劍虹提供） 曾經的種族主義軍官 與斯諾夫婦還有艾黎不同，卡爾森並不像中共所訴說的那樣是一位天生懷抱理想主義的左派人士，相反的陸戰隊軍人出身的他不僅早年是美軍的反共急先鋒，而且還一度對中國人懷抱強烈的種族偏見。 卡爾遜確實是一位與中國有深度連結的「中國通」，他很早就想要來中國，並於1927年抵達上海出任美軍陸戰隊第4團的情報官。 當時的卡爾遜可絕對不是對中共友善的份子，甚至他之所以被派到中國的目的都是為了要在北伐軍打到上海之際維持公共租借的秩序。 換言之受到1927年3月「南京事件」的影響，美國懷疑國共合作下的北伐軍接受蘇聯支持，可能會進攻租界傷害在上海活動的美國人。

卡爾遜的任務，就是依據美國在華的「駐外法權」保障美國公民。 卡爾遜在這一階段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者，他毫不掩飾地聲稱自己被派到中國的任務是「馴服狡猾的中國人」，還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強調要「給這些斜眼人一些教訓」。 他也真的準備好要與打入租界的北伐軍戰鬥到最後，不過由於蔣中正突然調轉槍口，於1927年4月12日對黨內左派和共產黨人實施武力「清黨」，成功避免了北伐軍與陸戰隊之間的衝突。 1927年的卡爾森，看到國民革命軍槍決共產黨的畫面時，肯定是舉雙手歡呼的眾多美國人之一。 後來在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布里斯托（Mark C. Bristol）的調教之下，卡爾森才逐漸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產生興趣，並逐漸降低了他對中國人的種族偏見。

然而，不再歧視中國人卻也不能代表他同情共產黨，恰恰相反，此一階段的卡爾森成為了支持蔣中正的「匪情研究」專家。 站在全球左翼反殖民運動的角度出發，支持「清黨」還只是卡爾森的其中一項罪過；其1930年到1932年在尼加拉瓜服役的歷史，才真正徹底彰顯了他作為「帝國主義」軍人的真面目。 他在1930年12月被派往馬納瓜出任尼加拉瓜國民衛隊（Guardia）軍官，指揮陸戰隊和尼加拉瓜軍警鎮壓桑地諾（Augusto César Sandino）領導的左派游擊隊。 卡爾森參與培訓的尼加拉瓜國民衛隊，確立了蘇慕薩家族43年的威權統治。

（美國國家檔案館）（許劍虹提供） 蘇慕薩政權的奠基人 卡爾遜在尼加拉瓜完全把國民政府那套反共制度帶了過去，他一方面親自領導陸戰隊及國民衛隊士兵清剿左派游擊隊，還因為在一場戰役中指揮12名陸戰隊擊敗百人之多的游擊隊而獲得海軍十字勳章表揚。 他不是一名消極執行任務的軍事顧問，還利用空閒時間研究他研究桑地諾的戰術，讓自己的部隊採用輕裝、快速機動、夜間行軍等方式反制游擊隊。 後來卡爾遜花大量時間研究特種作戰以及毛澤東的游擊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尼加拉瓜的經驗啟發，這可能才是我們研究「工合」的歷史時最感諷刺之處。

可軍事上的反共還不夠，卡爾遜還給尼加拉瓜帶來了政治上的影響，那就是他為右派軍人領袖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 García）的上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卡爾遜在1932年出任尼加拉瓜的警察首長，期間他針對桑地諾份子展開一系列突襲行動，先後逮捕21名共黨份子。 他甚至在寫給父親的信中強調，美國根本不需要浪費時間逮捕左翼人士，而是應該直接就地槍決他們。 轉眼間來到1933年，桑地諾的叛亂大抵平定，陸戰隊即將撤出尼加拉瓜，卡爾遜奉命將國民衛隊的指揮權移交給了尼加拉瓜的右翼青壯派將領蘇慕薩。 本來按照美國的設想，國民衛隊將在蘇慕薩領導下成為一支跨黨派但親美的武裝力量，代表尼加拉瓜政府壓制反美的左派勢力。

1934年，桑地諾選擇放棄抵抗，並與蘇慕薩簽署和平協議，但蘇慕薩卻轉手將桑地諾殺害。 接著手握兵權的蘇慕薩將矛頭轉向尼加拉瓜政府，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薩卡薩（Juan Bautista Sacasa）總統，成為大權獨攬的威權領袖。 蘇慕薩家族對尼加拉瓜的統治一直延續到1979年，他本人死後也由兩位兒子接掌大權，而卡爾森指揮過的國民衛隊便是他壓制異己的武器。 也因為共享反共價值的原因，兩蔣執政時的台灣與蘇慕薩家族執政時的尼加拉瓜是最堅強的兩個盟友，這也是為何當今尼加拉瓜的左派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對台灣相當厭惡的原因，卡爾森則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 接受羅斯福總統與顏露爾指派，在中國戰場蒐集情報的卡爾森。

（許劍虹提供） 羅斯福欽點的「中國通」 1933年，卡爾森被派回中國擔任北平美國公使館陸戰隊衛隊的副官，並首度開始有系統地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 同時，他也成為美軍最早的「匪情研究」專家，透過與國民政府合作研究中共相關情報。 與第一次只聽聞過毛澤東和朱德倆人的名稱不一樣，這次卡爾遜對在江西活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了更清晰的掌握，並明白了毛朱兩人在共軍裡扮演的核心角色。 卡爾森不僅研究紅軍，也研究國民政府圍剿中共時採取的戰術，同時觀察國軍在德國顧問指導下的整軍備戰。 尤其是第五次圍剿時，國軍採用的碉堡戰術，他們成功封鎖道路，逐步包圍中央蘇區，逼迫紅軍走上長征的道路。

此刻中國的局勢在國民政府領導下逐漸穩定，也讓卡爾森完全拋棄了過去的種族優越感，以更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人。 在那個日本奪取東北，又不斷煽動華北從中國分離的時代背景下，卡爾森積極推動中美兩國的軍事互動。 例如，當陸戰隊的布拉德曼（Frederic L. Bradman）准將訪華時，他特別安排這位昔日在尼加拉瓜的老長官拜訪何應欽將軍等華北軍政高層。 就連中華民國陸軍官校的學生，也在卡爾森的邀請下造訪了北平東交民巷的美國公使館。 國軍甚至被允許向美國使館衛隊官兵教授中國武術，此舉看在日本人和東交民巷的其他歐洲人眼中非常礙眼。 因為自清末以來，東交民巷的不成文傳統就是禁止中國人隨意入內，美國人卻打破了這個禁忌。

1935年，卡爾森結束了北平使館區的工作回到美國，可華北局勢卻日益緊張，中央軍更因為「何梅協定」的關係被迫撤出了華北。 卡爾森回到美國後奉命前往喬治亞州溫泉鎮（Warm Springs），也就是總統的渡假行館，負責保衛羅斯福總統的安全，兩人因而認識。 此刻羅斯福預判日本即將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於是在1937年夏天得知卡爾森將第三度派往中國學中文時，暗中將其延攬為自己的「線人」，要求他將在中國看到的所有情報透過私下管道傳遞給自己。 卡爾森的成名作品《中國的雙星》，鼓勵美國推動國共合作一同抗日。

（許劍虹提供） 走上左傾不歸路的「匪情專家」 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顏露爾（Harry E. Yarnell）本來就同情中華民國的抗戰事業，並大力支持卡爾森的情報工作，委任他擔任海軍情報觀察員。 可顏露爾是美國利益的捍衛者，他防範日本是一回事，卻始終沒有放下對中共的防範。 卡爾森從「匪情專家」走上左傾之路，相信是顏露爾所難以想像的發展，那麼這位將蘇慕薩扶持上台的前美國反共軍人，又是如何變成中共的好朋友呢？ 事實上，剛抵達中國的卡爾森，立場仍較親近國民政府，他最早觀察的也是淞滬會戰及台兒莊戰役這兩場由國軍主導的對日作戰。

不過此刻的卡爾森政治思想已經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兩次駐華經驗瓦解了他早年強烈的種族主義思想，尼加拉瓜則讓他學會重視了游擊戰起來，羅斯福總統秉持的進步主義則讓他從原來的保守主義者轉變為自由派。 也就是在第三度訪華時，他的作家老友斯諾已經因為撰寫《西行漫紀》（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而享譽西方的中國研究圈。 卡爾森在斯諾夫婦的影響下完成了思想的第四次蛻變，這次他不只不再反共，還產生了前往中共根據地考察的強烈渴望。 恰巧當時中共也期望得到西方世界以及美國的關注，顏露爾賦予卡爾森的觀察員身份，讓延安對他產生了興趣。

於是卡爾森在斯諾的幫助下，於1937年12月造訪了山西的8路軍總部與朱德會面，接著又在1938年5月到延安直接拜會毛澤東。 他為這兩位自己過去曾經研究，並且誓言打倒的中共領袖所深深折服，卡爾森強調朱德「是一個我敬佩、信任，而且在軍人氣質上能產生共鳴的人」，毛澤東則「是一個非常有思想、有政治洞察力的人」。 這段時間他還結識了立場比斯諾更激進的女作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兩人還產生了極為曖昧的情愫。 史沫特萊長期投身女權、平權以及反帝運動，甚至與共產國際往來密切。

在她的影響之下，卡爾森的左傾信仰更加強烈，不僅是對國民政府，甚至連包括自己參與的尼加拉瓜軍事行動在內的美國「霸權主義」行徑產生了質疑，從而走上了左傾親共的終極之路。 卡爾森期許陸戰隊效法中共的「民主」精神，成為真正能夠深入敵後活動的「人民軍隊」。 （許劍虹提供） 將「工合」精神注入美國陸戰隊 對國民政府和美國雙雙產生質疑的卡爾森，在完成第三趟中國任務後返回美國後選擇退役離開陸戰隊。 表面上他強調做出這個選擇是為了確保自己能以自由人的身份繼續支持中國抗戰，實際上卡爾森卻對美國政府沒有禁止商人向日本出售石油廢鐵一事感到厭惡，認為美國表面上同情中國，實際上卻扮演日本侵略中國的「幫兇」，實在是非常虛偽。

同時對8路軍的考察，也讓他對共軍不強調階級，主張官兵平等的「民主精神」留下深刻印象，轉而懷疑美軍不過是資本家的工具。 不過導致他與美軍分道揚鑣的最主要理由，還是在於他厭惡美國政府以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為唯一合作對象的政策。 他認為此刻的蔣中正已經有了「法西斯化」，甚至於對日妥協的傾向，不可能是與美國結盟抗擊日本侵略的最好選擇。 卡爾森與陸戰隊分手不到兩年，他就在美國對日本實施鋼鐵與石油禁運後的1941年4月回到部隊。 此刻的卡爾森相信美日戰爭遲早爆發，屆時美中兩國將結成正式的抗日盟友，讓他有機會親自率領陸戰隊登陸中國沿海，與朱德領導的8路軍並肩作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卡爾森奉命擔任陸戰隊第2突擊營的中校營長，終於等到施展抱負的機會。 羅斯福總統十分讚賞卡爾森，將自己的兒子詹姆斯（James Roosevelt）派往第2突擊營擔任卡爾森的副手。 得到總統的支持與背書後，他將過去官兵平等、軍官以身作則、小部隊、分散、滲透以及游擊戰思想等特種作戰概念帶入了突擊第2營，從而被視為美軍陸戰隊的特種作戰之父。 他以「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簡稱「工合」，來總結自己為陸戰隊第2突擊營帶來的改變。

實際上，「工合」兩字既不是來自於8路軍，也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游擊戰術，卡爾森選擇這兩個字的原因，還是在於其可直接翻譯為「團結」（Work Together）以及「和諧」（Work in harmony）之意。 他希望陸戰隊員能夠效法共軍，拋棄軍隊裡的階級意識，彼此平等友愛，共同打擊敵人，這也正是川普總統在習近平面前脫口說出「工合」兩字的完整歷史背景。 尼米茲將軍表揚歷劫歸來的卡爾森，但這場所謂的勝利背後有更多政治宣傳的性質。 （許劍虹提供） 馬金島戰役的真實與虛幻 接著我們要來討論這場讓卡爾森一戰成名的馬金島戰役。 這場發生於1942年8月的突襲行動，無論是在二戰時期的美國還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都被視為「工合」精神的最好體現。

可檢視馬金島戰役的真相，卻遠遠沒有宣傳描述的那麼浪漫，甚至可以說是一場災難。 如果從共軍的角度出發，這場戰役的結果可能更是嚴重污辱了「人民戰爭」四個字。 此一突襲戰以卡爾森和羅斯福公子率領約220名陸戰隊突擊隊員，搭乘「鸚鵡螺號」（USS Nautilus）與「百眼巨人號」（USS Argonaut）兩艘潛艦，突襲日軍控制的馬金島揭開序幕。 陸戰隊確實利用日軍的疏忽，以突襲取得相當戰果，只是當日軍重整旗鼓發起反撲之後，美軍自身也付出不小代價，撤退過程更一度陷入混亂，連總統的公子都差點沒帶出來。 惡劣海況使突擊隊員難以返回等待在外海的潛艦，部分官兵失去武器和裝備，在海灘上筋疲力盡。

期間還有九名陸戰隊員，在撤退的過程中被卡爾森遺忘，他們不幸遭到日軍俘虜，然後被送往誇賈林環礁斬首處決。 就連卡爾森後來接受採訪時，也承認馬金島突襲戰把自己一度帶到了「精神低谷」，還一度考慮向日軍投降。 還好詹姆斯成功逃了出來，不然很難想像羅斯福能否像史達林（Joseph Stalin）一樣，以鋼鐵意志面對自己淪為敵軍人質的兒子。 但是站在卡爾森強調「工合精神」的視角，馬金島戰役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笑話，因為共產黨8路軍所最強調的政治工作核心，就是轉化戰俘，尤其是日軍戰俘為己所用，但是這一切在殘酷的太平洋戰場上根本不可能發生。

著名歷史學家道爾（John W. Dower）以「沒有慈悲的戰爭」（War without Mercy）形容太平洋戰場上的美日兩軍，雙方都懷抱著強烈的種族主義，其中之一是要將對方殺到不留一人。 也是在馬金島突襲戰中，卡爾森的種族意識又故態復萌，陸戰隊將日軍守備隊殺到一人不剩，這完全與毛澤東強調的「優待俘虜」政策相違背。 美國國家陸戰隊博物館中，也介紹了卡爾森的戰功，但同時也坦承他是一個在軍方中不受歡迎的爭議人物。 （許劍虹提供） 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馬金島突襲戰並非卡爾森參加的最後一場戰役，事後他還經歷了瓜達康納爾、塔拉瓦、誇賈林以及塞班島的對日作戰。

在塞班島戰役中，擔任第4陸戰師上校幕僚的卡爾森為了營救一名受傷的通信兵而掛彩，這是他在整個二戰期間最英勇的表現，但卻也迫使他離開前線回到美國本土養傷，就此失去打回中國的機會。 儘管卡爾森在第三次訪華時已經轉向為左傾份子，但是他對蔣中正仍不失表面上的尊重，同時讚揚蔣中正和毛澤東為「中國的雙星」（Twin Stars of China），期望中國能夠在國共攜手合作的情況下成為美國對日作戰的盟友。 只是在失去與朱德一起打日本的機會後，卡爾森的思想變得更為激進，徹底轉向成為延安的支持者。

國軍在「一號作戰」的潰敗，以及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與蔣中正的衝突，都促使他更為迫切地希望美國拋棄重慶國民政府，承認延安為美國唯一對抗日本的中國盟友。 等到日本投降後，他更成為反對陸戰隊介入國共內戰的急先鋒，建議杜魯門（Harry S. Truman）撤出駐華美軍，並指出這是能逼迫蔣中正與共產黨進行政治談判的唯一方式。 不知道該說是幸運還是不幸運，卡爾森在國共內戰尚未打出結果的1947年5月27日因心臟病去世。 卡爾森是太平洋戰爭初期廣為人知的戰爭英雄，也對陸戰隊特戰部隊的建立有不可忽視的貢獻，所以美軍在他去世後追贈其准將軍階，並允許之下葬阿靈頓國家公墓。

只是他晚年強烈親共的立場，卻也導致陸戰隊必須與卡爾森保持距離。 縱然時任陸戰隊司令的范德格里夫特（Alexander A. Vandegrift）將軍出席了卡爾森的告別式，但現場可見的陸戰隊高階將領卻寥寥無幾。 美軍甚至不願意支付將其遺體運往阿靈頓公墓的812美元費用，可見雖然美國國務院有許多官員對中共充滿期待，但是在美國軍中支持中共卻是絕對的政治不正確，最後還必須要靠羅斯福之子詹姆斯出面籌錢才送了卡爾森最後一程。 若未來台海衝突升溫，延續「工合」精神的陸戰隊特戰部隊，極有可能首當其衝與共軍交手。

（USMC）（許劍虹提供） 走向與中共對抗的「工合」精神 撰寫卡爾森傳記的美國歷史學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在作品中質疑如果卡爾森沒有在1947年去世，而是親眼目睹毛澤東上台後延續30年的共產暴政，他是否還會堅持自己晚年的左派信仰。 筆者同意卡爾森是一位貨真價實的理想主義者，假若他真的還有機會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確實不是沒有恢復自己第二次訪華時的反共信仰，甚至於支持台灣的可能性。 當然，這是一個「死無對證」的問題，沒有人能回答出真正的答案。 卡爾森去世後，不只大陸淪陷，就連美國本身，包括陸戰隊在內，都因韓戰的爆發而與中共兵戎相見。

隨後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時代降臨，「工合」兩字也因為與中共的關係而成為了美軍陸戰隊的禁忌，不再有人知道這句話背後到底是什麼意思。 直到冷戰結束後的2014年，陸戰隊決定將其麾下的陸戰隊特種作戰司令部（Marine Forc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歷史，追溯到二戰期間的陸戰隊突擊隊，並且組建第1、第2與第3突擊營後，卡爾森的「工合」精神才又再度回到他所曾經為之效力的陸戰隊。 當然如今的「工合」，又被賦予了「熱血、積極、幹勁十足、全力以赴」的新時代意義。 諷刺的是，川普在與習近平會面時以「工合」兩字拉近他與習近平的距離。

可事實上，習近平，甚至於川普本人對「工合」的歷史有多少瞭解，筆者在這裡都不得不給出一個大問號。 更諷刺的地方，還是在於亞洲始終是陸戰隊鎖定的其中一個潛在戰場，二戰時的假想敵是日軍，21世紀當下的頭號假想敵則毫無疑問是共軍。 傳承了「工合」精神的陸戰隊特種作戰司令部，非常有可能在未來台海衝突，甚至於東海與南海爆發事端時，將槍口對準由8路軍演變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今天的日本自衛隊身為陸戰隊的盟友，在與美軍的聯合演習中高喊「工合」口號，本身並非筆者難以想像之事。 就算未來自衛隊員與陸戰隊員一起喊著「工合」口號投入與共軍的戰鬥之中，筆者也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