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地方法院日前公开的土城双尸案判决，引发社会高度讨论。 最令人不解的，不只是被告最后没有被判死刑，而是判决对「杀害多人」的解释。 「被告追撞妻子与小姨子后，再持刀及铝棒攻击，造成两人死亡。 」法官认为，依宪法法庭113年宪判字第8号意旨，若单就杀害人数而言，「多人」应理解为「多数人」，须达三人以上。 于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的问题出现了：两条人命，还不算「多人」吗？ 法律当然不能只靠人民的直觉裁判。 死刑的适用，也必须受到宪法与法律严格拘束。 但问题在于：宪判8真的设下了「三人以上」的数字门槛吗？ 宪判8讲的是「多人」，还是「三人以上」？ 宪法法庭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确实提高了死刑适用的宪法门槛。

判决指出，故意杀人罪只有在个案犯罪情节属于「最严重」的情况，才可能适用死刑。 判决理由枚举「杀害多人」等情状，作为判断犯罪情节是否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其后也明确指出，这些犯罪情状「仅系例示，而非枚举」。 也就是说， 「杀害多人」是重要判断因素，却不是唯一标准。 因此，本案真正必须检验的，不只是「该不该判死刑」，而是：如果「三人」成为固定门槛，那么人民自然会问：难道两条生命还不够，非要第三条生命出现，法律才认为情节够严重吗？ 这个问题，司法不能只用「依法审判」四个字回答。 法院更有责任向人民说清楚：两条生命的消逝，究竟为什么不足以被评价为情节最严重？ 这不只是法条文本的问题。 这是人民能不能理解司法、相信司法的问题。

两条生命，不该只剩一个数字 一个人蓄意追逐、驾车冲撞，再持刀及铝棒攻击自己的妻子与小姨子，造成两人死亡。 对死者与家属而言，那不是判决书上的两个人名字。 是两个完整的人生。 是两个家庭永远失去的至亲。 是家属往后每一个生日、每一个节日，都必须面对的伤口。 所以，我真正想问的不是：「为什么不判死刑？ 」而是：当司法衡量生命的重量时，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尺？ 如果一个人的死亡值得国家严肃面对，那么两个人的死亡，更应该被完整放进量刑的天平。 生命不能因为写在判决书上的数字不同，就有不同的重量。 老百姓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份「坏人得到应有惩罚、善人得到基本公道」的底线正义。

司法可以保护人权，但不能让被害人的生命被消音 文明社会必须保障犯罪者的人权，这是法治与私刑最大的区别。 但人权从来不是加害人的专利。 被害人的生命、尊严，以及家属一辈子的伤痛，同样是法治必须面对的价值。 当判决书巨细靡遗地分析被告的心理状态、人格特质、教化可能性与再犯风险时，社会自然也会问：那么，被害人在死亡之前所承受的恐惧呢？ 被害人曾经遭受的伤害呢？ 家属此后必须背负一辈子的失去呢？ 这些究竟应该如何被放进司法的天平？ 我不是主张司法应该以家属的悲痛直接决定刑度。 我主张的是：一个成熟的司法，不能只让加害人的人生被完整理解，却让被害人的人生只剩下一行死亡纪录。

二审该回答的，是三个问题 本案进入上诉进程后，我认为二审不应只是重新争论一次「死刑或无期徒刑」。 而应该正面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多人」是否真的等于「三人以上」？ 宪判8明确指出相关犯罪情状「仅系例示，而非枚举」。 二审应重新查看，一审的数字化解释是否过度限缩了个案判断。 第二，犯罪手段与犯罪过程究竟有多严重？ 判决书提及被告是在「短短数分钟内夺命」，未使受害者蒙受长时间的肉体凌虐，因此不算情节最严重。 在法官眼里难道行凶速度快、致死效率高，在司法审判中反而成了一种「减刑」的恩赐？ 行为人预谋开车冲撞、持刀与铝棒当街残杀至亲，受害者在濒死前所承受的巨大恐惧与精神煎熬，岂是法官用「短短数分钟」这几个字就可以轻描淡写抹去的？

对正在面临死亡威胁的人而言，钟上的几分钟，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也是最漫长的几分钟。 第三，教化可能性究竟如何认定？ 心理鉴定与再犯风险评估具有专业价值，但鉴定结果不能取代法院的整体判断。 一纸鉴定，可以提供司法判断的数据，却不能取代司法本身的判断。 无期徒刑，人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 社会另一个容易误解的问题，是「无期徒刑」。 依现行刑法第77条，无期徒刑受刑人必须实际运行逾25年，且有悛悔实据，即可依法进入假释进程。 所以，无期徒刑在法律制度上是能够假释重返社会。 法务部统计显示，102年至111年间，共有657名无期徒刑受刑人假发布狱，其中杀人罪222人，占33.8%。

这个数字不能拿来制造恐慌，也不能直接推论「判无期就一定会出狱」。 但它提醒我们： 刑罚的终点，不只是判决书上的刑度；人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重大暴力犯罪者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重新回到社会。 人民害怕的不是犯错的人不能改过。 而是：一个曾经夺走两条生命的人，国家究竟要用多严格的标准，才能确定他不会再伤害下一个人？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讨论与面对的课题。 司法独立，不代表司法可以远离人民 有人会说：司法不能迎合民意。 我完全同意。 法院不能因为舆论愤怒，就改变法律标准。 但司法独立与司法远离人民，从来是两件事情。 司法越是独立，就越应该让人民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判。 司法越是专业，就越应该有能力把艰深的法律论证，说成一般人民听得懂的道理。

因为人民愿意接受法院判决，不是因为法官永远不会犯错。 而是因为人民相信：不管今天站在法庭上的人是谁，法律都会用同一把尺衡量。 真正危险的，是人民不再相信同一把尺 民主社会本来就允许人民批评法院，也允许人民不同意判决。 真正危险的，是人民开始认为：法律只是一套可以通过文本被任意切割、任意解释的规则。 所以，我不是说「不判死刑」就等于违法。 也不是说法官作出与人民期待不同的判决，就是背叛人民。 真正值得检验的是：法律标准是否一致？ 论证是否充分？ 被害人的生命价值是否被完整纳入？ 人民是否能理解这个判决为什么如此？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被回答，再正确的法律名词，也很难重新创建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人民要的，其实只是同一把尺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主张所有重大杀人案件都必须判死刑。 我更不是要人民用愤怒取代法律。 身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忧心的是：当人民开始不相信法律背后存在一套可以理解、可以预期、可以一致适用的标准时，法治才真正开始松动。 民主社会可以没有政治共识，但绝对不能没有一致的标准。 法律可以很复杂，司法可以很专业。 但是，无论支持死刑或反对死刑，我们至少都应该共同守住一件事情：两条生命，不能在法律的文本里被轻轻带过。 因为今天被害者是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妹妹、别人的女儿。 明天呢？ 没有人能保证，下一次站在被害者家属位置上的，不会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期待二审法院做的，不只是决定一个刑度。

而是重新向人民证明： 法律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司法也不是躲在文本背后的权力迷宫。 它应该是一把尺。 一把不论加害人是谁、被害人是谁，都能让人民相信的尺。 同样的生命，同样值得被法律认真对待。 如果人民最后连「两条生命为什么不足以达到最严重」都无法从判决中得到清楚、充分、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我们真正失去的，就不只是一纸判决的信任，而是人民对「法治」两个字的信任。 这，才是台湾社会最不能承受的司法危机。 我们担心的，不是司法独立，而是标准能不能让人民看得懂。 ＊作者为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