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孔杰荣（杰瑞）相识于 1962年，当时我还在哈佛大学读本科。 那时他刚接受挑战，转向研究中国法律。 我对他的背景知之甚少，更不明白他在那个年代投身中国法学研究需要冒多大的风险。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人几乎没有理由去研究中国：那是一个贫穷、封闭且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是我们的敌国；那是一个我们无法造访、无法经商的地方，更是一个对外释放信息极其匮乏的地方—对于当时几乎不具备实质作用的法律领域而言，情况尤为如此。 我当时主修中国近代史，仅仅是因为出于好奇，而哈佛又是少数能提供此课程的地方。 至于将中国研究作为终身事业，那是我后来才一步步发展出来的。 然而，杰瑞在那时就已决定以此作为他事业的赌注。

正如他的回忆录所示，这是一个多么明智的抉择。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他在每一个阶段都卓越非凡，为后人开辟了新路，并一路成就了无数人。 第一阶段是他在法学院担任教授与副院长的学术生涯。 期间，他开创了中国法律研究领域，发表了多部开创性著作，并培养了许多投身于学术与实务界的后辈。 在他的众多学术力作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进程（1949–63）导论》以及《人民中国与国际法》最具影响力。 借此，他启发了学术界对中国国内控制手段及法律在外交关系中运用的关注—这些研究领域在他开拓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他在哈佛法学院创立了「东亚法律研究」项目，不仅培育了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也涵盖了日本、韩国与越南。

他的美国学生和助手，如安守廉（William Alford）、爱德华（Randle Edwards）及陆伯彬（Stanley Lubman）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法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他在台湾的学生中则包括马英九与吕秀莲。 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但对杰瑞始终心怀敬意，而杰瑞一旦教过一名学生，便会终其一生与其保持深厚的情谊。 第二阶段是杰瑞在顶尖律师事务所宝维斯（Paul, Weiss）的执业生涯。 他在那里帮助开辟了中国商法领域，为中国当局如何采纳符合全球经济需求的法律提供建议，促进了两国间的法律交流，并且一如既往地提携追随其脚步的年轻律师。 他早在1972 年、远在「改革开放」之前便访问了中国，并于1979年移居北京。

他曾面见周恩来总理及很多中国官员，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这使他能向中国政府提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所需法律改革方面的建言。 与此同时，他也为在华投资贸易的美国及其他外国公司提供法律咨询。 杰瑞积极推动法律交流，邀请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内的美国顶尖律师与法官赴华交流讲学，并安排中国法律官员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法学院深造。 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外国对华的参与以及双方的相互理解。 第三阶段是他回归学界。 他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学术研究与人权事业并重，因为他利用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及外交关系协会的职位，全力推动这两者的发展。 事实上，杰瑞一直致力于人权工作，其影响力不时令人常惊叹。

1973年，他向南韩独裁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释放自由派政治家金大中。 金大中当时遭到南韩政权的绑架，在公海的军舰上面临处决，他获释后，最终在南韩民主化后出任总统。 1980年，杰瑞又向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领导的菲律宾威权政府施压，成功帮助反对派政治家艾奎诺二世（Benigno Aquino, Jr.）从马尼拉监狱中获释，杰瑞随后邀请他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哈佛大学深造。 三年后，艾奎诺冒险搭机返回马尼拉，讵料在走下飞机时，于机场停机坪遭枪杀身亡。 在纽约大学工作期间，杰瑞继续培育学生，并欢迎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的访问学者，创建他们与美国专家及彼此间的联击。

在外交关系协会，他多次召开会议，邀请海外与中国专家共同探讨中国法律、外交关系以及人权的现状。 但最重要的是，他持续并更深入投入人权领域。 他不知疲倦地撰文并游说，既为了捍卫人权原则，也为了援救个案。 在帮助个人时，他有时静默介入，有时大声疾呼，有时则在法律申诉中担任外部顾问。 他曾向美中两国政府游说，呼吁释放如许志永、丁家喜等权利倡导者。 他接纳流亡的中国异议人士，经常为他们提供咨询与协助。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他安排陈光诚以访问学者身分进入纽约大学。 每当我所任职董事会的「中国人权」组织向他请教时，他总是慷慨地提供建议。

当我考虑是否要与林培瑞（Perry Link）共同编辑《天安门文档》的巨著时，我的经纪人罗伯特．伯恩斯坦（R o b e r t Bernstein）带我去见杰瑞，寻求无偿的专业法律建议。 他告诉我，我的所作所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但也提醒我，应该做好被中国禁止入境的心理准备。 杰瑞当年充满风险的职业选择，最终也惠及了他的家人。 他心爱的妻子琼恩（Joan）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专家，而这门艺术正是在孔杰荣一家与中国往来密切的时期蓬勃发展的。 他们的小儿子伊森（Ethan）后来也成为了中国艺术的专家与鉴定家。 杰瑞热爱助人，无论对象是他的学生、客户、异议人士、人权倡导者，或是像我这样稍显年轻的学术同行。

他那惊人的体力与智力活力，令所有认识他的人感到敬畏与鼓舞。 即便到了九十多岁，他仍致力于撰写精采的回忆录，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依然主持重要的在线研讨会，发表精辟的见解，启发了所有参与者。 在杰瑞所有的特质中—智能、抱负、充沛的体力—最出类拔萃的是他的慷慨。 他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他所帮助过的广大受众：那些学生、同事、客户、朋友与仰慕者，他们正尽其所能地传承他的事业与精神。 《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立体书腰 ＊作者为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本文选自作者为孔杰荣回忆录《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允晨）推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