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麟被控行贿台湾狱政官员案，高等法院二审改判无罪后，不少媒体仍沿用「狱政史上最大弊案」的叙事，报导本案。 这个「标签」从2014年案发，一路用到今天。 但原先它描述的是，一整起共有23名被告的「狱政弊案」，并不等于王令麟个人在此案的涉入程度。 讨论王令麟有罪或无辜，就得先把他从这个大标签里分离出来。 案发当年，检方的指控包括黑道人士招待狱官鱼翅宴、长期致送大闸蟹与红包、关照在押的帮派成员等。 这些情节与王令麟无关，却因为同案起诉，全被写进同一个标题。 回到王令麟本人被指控的部分。 依一审认定的各项金额加总，行贿总额为4万2,300元。 这个数字跟「史上最大」的形容，显然不在同一个量级。

把主要细项摊开来看：送给一名狱政人员的，是三次年节礼盒，合计1万1千元，平均每次约3,667元；另有一次住宿招待，法院采计价值1万3,860元。 送给另一名狱政人员的，是一次交付的两组SK-II青春露与两盒牛排，价值分别为1万3,680元与3,760元，合计1万7,440元。 三次年节礼盒、一次住宿、一次礼品，就是被称为「最大弊案」的具体内容。 报导最爱强调的「总统套房」，也要说清楚。 这次住宿安排在东森旗下的海洋温泉酒店。 饭店网页标示的定价虽为18万8,888元，但一审法院采用的是前一天的实际售价1万3,860元，两者相差约13.6倍。 法院之所以不用定价，是因为定价不是实际成交的价格。

「总统套房」的名称再响亮，实际价值就是一万三千多元。 这间饭店目前停业待售，评论当年的住宿招待，应以法院认定的金额为准。 再看所谓「总裁级礼遇」。 最常被引用的，是王令麟在狱中每天看6份报纸。 但受刑人阅读自备书报，本来就有法令依据。 王令麟入监时适用的旧监狱行刑法规定，阅读自备书籍经监狱长官许可即可；2020年新法更明文规定，受刑人得自备书籍、报纸。 依规定申请订报，是受刑人的合法权利，不是特权。 一个经营媒体集团数十年的人，在狱中每天看几份报纸，与一般人的阅读习惯并无二致。 把合法申请的阅读说成「总裁级礼遇」，等于替制度内的权利硬套上收买的色彩。 至于图书管理室。

旧监狱行刑法规定，监狱分派作业时，应斟酌受刑人的知识与技能，监狱指定的事务也可列为「视同作业」。 换句话说，依专长安排工作，本来就是监狱行刑的原则。 王令麟创办东森电视，后来又创办东森新闻云，数十年都在新闻与媒体产业。 由这样的人协助管理图书、整理书报，难道不符合他的专长与资格吗？ 依规定把受刑人安排到适合的岗位，谈不上什么特殊待遇。 高院的判决理由，也划出了这条界线。 合议庭指出，卷内数据显示部分被告之间确有请托、餽赠、消息传递或关说处理，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惩戒责任或公务伦理问题，但不足以证明财物与公务员特定职务行为之间，存在贿赂罪所要求的对价关系。

高院还强调，「职务影响力」必须来自公务员的法定职务，或与职务密切相关的实质影响力。 如果只是来自私人交情、人脉网络或同僚关系，就不能无限扩张解释为职务行为。 这是对贪污罪构成要件的基本把关，不是替谁开脱。 这个案子的时间成本，同样不应被忽略。 2015年1月起诉后，一审审理4年多，历经5任审判长、3任受命法官、5任公诉检察官，直到2019年才宣判。 从案发到二审改判，前后11年，王令麟一直背负在「狱政史上最大弊案」中，「行贿狱官」的标签。 二审宣判后，王令麟发表声明，表示历经11年司法进程，终于等到法院依证据还原事实。 他也说将加倍投入更生保护与社会公益，对后续司法进程会依法面对并予以尊重。 本案检方仍可依法上诉第三审。

但在判决确定前，舆论至少应做到三件事：不要把整起弊案的罪名平均分摊到每个被告身上；不要把依规定申请的权利说成特权；不把饭店总统套房的定价，当成豪奢的实际招待金额。 几盒年节礼盒、一次一万三千多元的住宿招待、一次一万七千多元的礼品，加上依规定申请的报纸与依专长安排的狱中劳役工作，就要扛起「狱政史上最大弊案」的名号，这未免有点搞笑。 经过11年，地院、高院两个审级，二审已将王令麟等7人改判无罪。 媒体若仍以「狱政史上最大弊案」描述王令麟，就有责任说清楚：王令麟个人被控的具体行为是什么，涉及的礼品与住宿招待价值多少，以及法院为何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行贿，因而改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