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麟被控行賄台灣獄政官員案，高等法院二審改判無罪後，不少媒體仍沿用「獄政史上最大弊案」的敘事，報導本案。 這個「標籤」從2014年案發，一路用到今天。 但原先它描述的是，一整起共有23名被告的「獄政弊案」，並不等於王令麟個人在此案的涉入程度。 討論王令麟有罪或無辜，就得先把他從這個大標籤裡分離出來。 案發當年，檢方的指控包括黑道人士招待獄官魚翅宴、長期致送大閘蟹與紅包、關照在押的幫派成員等。 這些情節與王令麟無關，卻因為同案起訴，全被寫進同一個標題。 回到王令麟本人被指控的部分。 依一審認定的各項金額加總，行賄總額為4萬2,300元。 這個數字跟「史上最大」的形容，顯然不在同一個量級。

把主要細項攤開來看：送給一名獄政人員的，是三次年節禮盒，合計1萬1千元，平均每次約3,667元；另有一次住宿招待，法院採計價值1萬3,860元。 送給另一名獄政人員的，是一次交付的兩組SK-II青春露與兩盒牛排，價值分別為1萬3,680元與3,760元，合計1萬7,440元。 三次年節禮盒、一次住宿、一次禮品，就是被稱為「最大弊案」的具體內容。 報導最愛強調的「總統套房」，也要說清楚。 這次住宿安排在東森旗下的海洋溫泉酒店。 飯店網頁標示的定價雖為18萬8,888元，但一審法院採用的是前一天的實際售價1萬3,860元，兩者相差約13.6倍。 法院之所以不用定價，是因為定價不是實際成交的價格。

「總統套房」的名稱再響亮，實際價值就是一萬三千多元。 這間飯店目前停業待售，評論當年的住宿招待，應以法院認定的金額為準。 再看所謂「總裁級禮遇」。 最常被引用的，是王令麟在獄中每天看6份報紙。 但受刑人閱讀自備書報，本來就有法令依據。 王令麟入監時適用的舊監獄行刑法規定，閱讀自備書籍經監獄長官許可即可；2020年新法更明文規定，受刑人得自備書籍、報紙。 依規定申請訂報，是受刑人的合法權利，不是特權。 一個經營媒體集團數十年的人，在獄中每天看幾份報紙，與一般人的閱讀習慣並無二致。 把合法申請的閱讀說成「總裁級禮遇」，等於替制度內的權利硬套上收買的色彩。 至於圖書管理室。

舊監獄行刑法規定，監獄分派作業時，應斟酌受刑人的知識與技能，監獄指定的事務也可列為「視同作業」。 換句話說，依專長安排工作，本來就是監獄行刑的原則。 王令麟創辦東森電視，後來又創辦東森新聞雲，數十年都在新聞與媒體產業。 由這樣的人協助管理圖書、整理書報，難道不符合他的專長與資格嗎？ 依規定把受刑人安排到適合的崗位，談不上什麼特殊待遇。 高院的判決理由，也劃出了這條界線。 合議庭指出，卷內資料顯示部分被告之間確有請託、餽贈、訊息傳遞或關說處理，可能涉及行政責任、懲戒責任或公務倫理問題，但不足以證明財物與公務員特定職務行為之間，存在賄賂罪所要求的對價關係。

高院還強調，「職務影響力」必須來自公務員的法定職務，或與職務密切相關的實質影響力。 如果只是來自私人交情、人脈網絡或同僚關係，就不能無限擴張解釋為職務行為。 這是對貪污罪構成要件的基本把關，不是替誰開脫。 這個案子的時間成本，同樣不應被忽略。 2015年1月起訴後，一審審理4年多，歷經5任審判長、3任受命法官、5任公訴檢察官，直到2019年才宣判。 從案發到二審改判，前後11年，王令麟一直背負在「獄政史上最大弊案」中，「行賄獄官」的標籤。 二審宣判後，王令麟發表聲明，表示歷經11年司法程序，終於等到法院依證據還原事實。 他也說將加倍投入更生保護與社會公益，對後續司法程序會依法面對並予以尊重。 本案檢方仍可依法上訴第三審。

但在判決確定前，輿論至少應做到三件事：不要把整起弊案的罪名平均分攤到每個被告身上；不要把依規定申請的權利說成特權；不把飯店總統套房的定價，當成豪奢的實際招待金額。 幾盒年節禮盒、一次一萬三千多元的住宿招待、一次一萬七千多元的禮品，加上依規定申請的報紙與依專長安排的獄中勞役工作，就要扛起「獄政史上最大弊案」的名號，這未免有點搞笑。 經過11年，地院、高院兩個審級，二審已將王令麟等7人改判無罪。 媒體若仍以「獄政史上最大弊案」描述王令麟，就有責任說清楚：王令麟個人被控的具體行為是什麼，涉及的禮品與住宿招待價值多少，以及法院為何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行賄，因而改判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