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泰司是香港日语报及日经商务电子版记者，常驻于上海。 他发现支撑上海人生活的，是广大的农民工（泛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许多是来自安徽的农民。 上海居民贬低安徽人，存有阶级差异和歧视的偏见。 认为安徽是盛产坏人的地方，三国志里的曹操，以及现代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克强、江泽民的爷爷都是安徽人，坏人才有本事成共产党大业。 因此，引发山田泰司前往安徽了解的兴趣，探究农民工的处境。 他写了《不存在的三亿人》，叙说漂流、贫困难以翻身的中国农民工的挣扎悲歌。 在农村，贫困的农民如果务农只能顾三餐，满65岁才能月领年金人民币60元（约台币280元）。 没钱让孩子受教育，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毛泽东时代为了确保粮食充足，严格管制农民移居到都市。

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和建筑业需要许多劳动力，才准许农民到都市打工，成为农民工涌进都市的人流。 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成就中国大陆招商引资的优势，生产廉价商品是企业发展的竞争力。 他们是城市受雇者中工作条件最差、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贫困群体。 很多家庭有一人或两人前往上海或北京当农民工赚钱，孩子成了「留守儿童」，村庄只剩下老人、女人和孩子。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23年，中国农民工总数2亿9,753万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3.1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30.6%。 根据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2013年统计，留守儿童约为6,102万人，约占全国儿童比例2成，即平均5个中国儿童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由于与父母的分开而失去必要的行为学习和观念的塑造，缺少父母的关注与呵护，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孤僻内向、情绪消极、自觉性差、胆小怕事等心理缺陷。 制度上的歧视 农民工的身份地位，介乎于「农民」和「工人」两种「职业」身份，和两种「阶级」身份的中间。 其「公民」身份在城市里不被完整的确认，「宪法」及其他「法律」赋于公民的相关权利、公共服务和福利，在农民工身上却得不到保障。 畸形的户籍与土地制度下，农民工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与保障，难被城市接纳，沦为国家二等公民。 不能落籍，无社会保险不能享有教育和医疗照顾，如同出卖劳力的奴隶。

2023年统计六大行业，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虽提升，最广大的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人民币4,780元（约新台币2万1千元）。 仍难支应都市生活费用、养家活口，孩子的教育更是一大笔开销。 山田先生在书上描述，留守儿童有机会受教育的吴皋能成为技术员、陈善成为大学建筑系学生、磊磊成为吹笛演奏者，都是家长拼命赚钱挤出学费栽培他们上学的成就，在贫困农村属凤毛麟角。 人民对不平等的焦虑正在加剧。 特权家庭的子女不仅继承财富，还继承了有声望的工作和强大的关系网络。 中国流行语「拼爹」， 是指一个对裙带关系的尖刻说法，意思是「靠父亲来竞争」，在台湾常被称为「靠爸族」。 出身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只看到老爸拼命工作的「爹拚」，哪有「拼爹」成功的机会？

另一个流行语是「县城婆罗门」，讽刺那些通过垄断关系和工作获得地位的小镇精英。 《红色赌盘》作者是挤身中国年轻富豪之列的沈栋，他与妻子段伟红，搭上温家宝妻子张培莉的关系，得以进入中共高层的社交圈子，近距离地目睹共产党红色家族不为人知的豪奢生活。 在中国只要有关系，就可修改规则，各主管部委皆有意识地留许多灰色条款，为特权、党高官子女们预留好处，方便他们敛财获取暴富。 2014年上海统计，上海总计2,400万人，有上海户籍的仅约1,400万人，一年间增加85%，外来人口迅速达半。 被埋怨他们促使上海道德低落，食安事件频发，地沟油、以狐狸肉老鼠肉替代的假羊肉、病死猪肉、上海幸福食品事件（将过期鸡肉卖到麦当劳、肯德基等速食店），引爆民众恐慌。

政府强力「扫荡违章建筑」，目的是要把农民工赶出上海。 因为上海已人满为患，没有余力养农民工，试图赶他们回家乡。 完全忘了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都是靠农民工劳力建设的。 中国产业工人连续两年作为一个群体，入选美国《时代》年度人物。 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中国农民工占城市产业用工量六成以上，成果辉煌。 2015年上海房价狂飙，薪资却倒退到前一年的一半，政府没有救济或扶贫措施，反而强力打压。 当他们失去工作和住处，就沦为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例如以收废弃物为业的郑凯因为生活无以为继，改卖水果，立即被添加的店家竞争而无法经营。 改作清洁工、警卫，薪资仅3分之2或2分之1。

离开上海后不久，因生活无着又潜回上海，重蹈覆辙仍无法谋生。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中国梦」标语，农民工仍死抱此梦盼望接下来轮到自己「富起来」。 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 台商外资纷纷逃走，工资停滞不前，工作岗位逐渐消失，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正在破灭，中国梦已经遥不可及。 郑凯还是一样抱着「明天会轮到我」的梦，支持着他活下去。 政治标语的魔力真是有效而可怕。 2025年，频传农民工威胁跳楼讨薪的消息，走投无路以死相博，他们绝望呐喊被官方视为极端手段「非法讨薪」，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

农民工不仅未能分享经济成果，反而陷入难以谋生的窘境，在城市边缘苦苦挣扎，成为中共高官口中的「低端人口」，是「不存在的三亿人口」，国家制定社福政策时往往遗忘他们。 威权统治下的贫民，在高压政策下无力反抗，难以改善自身的生活。 1950年，台湾也有「农民工」。 政府为了发展加工业，采用「福利保障」为诱因，实施「劳工保险」，给予伤病、残废、生育、死亡与老年退休等给付，是最早的保险制度，1958年再增加公务人员保险。 之后又有农保和全民健保的实施，以及社会安全网的建构，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教育、医疗等基本人权，比中国更高明的政策。 也是台湾比平欧洲福利国的社会制度，展现民主治理的成功。

中国没有选举，也没有民意压力，虽称为共产国家，但并未特别关照贫穷的劳工，若不加入「民主」要素，中国实难解决贫穷问题。 北欧的转型，社会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使人民生活在幸福、互惠的均富国家，令人欣羡向往。 人民心悦诚服维护福利体制，无须倚赖强迫性的「民族团结法」；以监控威逼与跨国执法惩罚对党对国家政策的批评者，让人民生活于恐惧不自由的境地，违背现代国家良治的标准。 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而非剥夺安全感与自由。 中国实应减少维稳和国防武力预算，进而投入治理气候避免灾难，携手国际合作共同落实。 完善社会福利造福人民，不宣扬仇恨、制止战争，从而创建「社会民主中国」才可能终结贫困，成为令人敬仰的国家。

＊作者为反贫困联盟召集人，本文原刊《法扶报报》，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