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而林登高中历史上还有一位进入长春藤名校的学生去了达特茅斯。 我则不同，虽然我对哥伦比亚大学也感兴趣，但是我更钟情于耶鲁大学。 当然，我也认真考虑过哈佛和普林斯顿，并参观了二所校园，然而我对它们知之甚少。 哈佛显得过于学究气，而普林斯顿则太多的社交，我希望耶鲁能够更加平衡一些。 给我面试的是一个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律师，他警告我「耶鲁大学的某些门对于犹太学生是关闭的」，这有点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我对于录取还是保持着一丝乐观。 我的大学第一年实属不易。 我非常清楚许多同学都毕业于著名的私校，受到远比林登高中更为成熟的教育训练。

例如，尽管我的文学教授比起林登高中的老师更加索然无味，但是我的很多同学对于斯宾塞、乔叟以及其他早期的英国文学巨匠耳熟能详， 这也激发了我加倍刻苦学习的斗志，并增加了我对于和他们竞争的不安全感。 我的近乎「刺股悬梁式」的学习狂热还有一些其他动机：我需要保持良好的成绩以获得并维持耶鲁大学的奖学金。 尽管我父母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在申请大学时，他们拒绝了我申请奖学金的想法。 他们误以为申请奖学金可能会给我的录取带来不利的后果。 所幸的是，入学不久后，我与大学顾问讨论了这个情况，他鼓励我申请资助，第二学期我就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与哈佛不同，耶鲁大学的奖学金是附带条件的，要求所有「带薪男孩（bursary boys）」每周根据安排工作十小时。 第一学年的后半期，我在一个学生食堂里洗盘子，该食堂为新生以外的学生专用。 这样一来我的时间就非常有限，只能放弃一些课外活动。 选上新生舞会委员会是唯一的例外。 我从未想过把自己变成一个「乖学生」，但是加入这个委员会显然会给我的社交生活打开一扇大门，这样我就可以「变废为宝」。 柯恩显然是犹太人名字，也毫无疑问地降低了我进入兄弟会的机会（那时校园里还没有犹太人兄弟会），我思忖加入委员会可以增加我赢得「犹太人额度」的选票，那时，仅有百分之十的机会留给犹太学生，但这已经让我得到足够的选票进入委员会。

最终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加上我从家乡邀请到一位年轻的女士，我们一起打开了舞会。 二年级的生活变得更加繁忙，而且开始复杂起来。 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带薪工作，成为我们塞布鲁克学院新宿舍管理员的助理。 我如愿选修了欧洲历史和国际政治课，而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 虽然我发现亚里斯多德比起霍布斯和洛克难懂得多，但还是喜欢道德和政治哲学课。 为了满足语言的要求，我选择了法语，这在外交领域是仅次于英语的重要语言。 其实，我应当和我的一些朋友一样选修俄语，但是，我不记得有谁选修了中文。

我抽时间参加了校园广播电台—WYBC，主持周六晚间节目，题目是「本周最不受欢迎的十首歌」，其中两首是我最得意的：〈仇恨自己同胞无异于让希特勒还魂〉和〈爸爸，请把我的狗狗还给我！ 〉 然而到了春季期中，悲剧终于发生了：哥哥打电话给我说父亲严重地心脏病发作，要我立即回家。 伯顿从医学院毕业后，正在布鲁克林医院做实习医生，我们坐在父亲面前，因身体虚弱， 他好几天不能移动，同时我们也一直安慰着母亲。 父亲非常伤心抑郁，感觉自己将要残疾，成为家里的负担，也可能永远无法回去做他心爱的律师职业。 随着父亲病情的恶化，为求心安，我随手写下：「壮汉仰倒在地上，已不知身在何处；挣扎喘息之余， 在无尽的绝望中喃喃祈祷。 」翌日，父亲过世。

我对于十天后就赶回学校有点内疚，好在母亲有她三个兄弟姊妹及其几个子女陪伴，伯顿也在身边，而她并不希望我辍学。 对我而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我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来自瓦萨学院的可爱女生，名叫李．弗洛舍恩（Lee Florsheim），她让我开心，在随后的一学年里，我们偶然还见上了几面。 我对三年级的学业生活非常满意，我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 并且关注日趋紧张的美苏冷战。 赛西尔．德里弗（Cecil Driver） 教授的比较政治学课程给了我一个机会，写出了我在大学期间最好的论文〈白色澳大利亚〉，在文章中我谴责了那时甚嚣尘上的「隐形」种族主义和反亚洲的政策。 我也欣赏美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 但是，我感到需要开始挣钱养活自己。

于是，我找到了暑期销售菲利普．莫里斯香烟的工作，该工作也是招募高级行政人员的一部分，为此，我大四那年还被公司聘用为耶鲁大学校园代表。 这个工作很轻松，让我在暑期里有机会专心于欧洲和苏联的研究，并且我决定在毕业论文里专门论述1945年2月战争期间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三人的雅尔达会议。 这也使得我有机会改善我的社交生活，于1950年10月13日在一次集体相亲会中，遇到了来自史密斯学院的琼恩．佛罗伦斯．乐伯德（Joan Florence Lebold）。 琼恩的哥哥唐纳德是耶鲁大学低我一年级的学弟，也是我的室友约翰．德雷福斯在芝加哥时的朋友，我们那时算是点头之交。

唐纳德鼓励他的妹妹接受我的邀请，参加在诺斯安普顿（Northampton）一个小饭店的披萨晚餐会，我们当即坠入爱河。 后来琼恩来到耶鲁大学和我见了几次面，到了圣诞节，我便和母亲专程去芝加哥拜访了她那庞大而友善的大家庭。 冬去春来，我们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那年春天，我利用春假在史密斯学院图书馆里完成了我的论文，然而，未来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混沌不明。 韩战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对美国来说是件糟糕的事。 我和同学们即将大学毕业，正为前程发愁。

我们的困境其实早在1948年大学一年级结束之时就已经发生，那时苏联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将会应征入伍，我对加入海军陆战队产生兴趣，因为这至少可以保证我完成学业，然后成为少尉排长。 但是我那时才17岁，并未成年，需要家长签字，而我父亲拒绝签字，尽管他自己曾经在一战中应征入伍。 这是我对父亲唯一一次生气。 直到三年后，我听到耶鲁1950年届毕业的一个学生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结果却在韩战中阵亡的消息，我才想起马克． 吐温的一句话，他18岁时认为他的父母是多么的无知，但是到了21岁后，他才开始钦服父母从岁月中学到的经验。 毕业季即将到来之际，我面临着几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进法学院，但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开始怀疑这个选择。 塞谬尔．弗莱格．贝密斯教授（Samuel Flagg Bemis）是美国外交史的资深专家，对我的课堂表现和那篇有关雅尔达会议的研究很满意。 他推荐我申请傅尔布莱特奖学金去法国巴黎学习一年。 有位刚入职的年轻政治学者，从哈佛毕业，叫做贝里．法雷尔（Barry Farrell）对我的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很感兴趣，极力推荐我去哈佛见政府系主任查尔斯． 却瑞顿（C h a r l e s Cherington），探讨博士学位可能性，而非法学院。 但是战争期间，我们很有可能将应征入伍，遑论去读博士和法律学位。

这导致我考虑另外一种路径，我看到一则启事：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不久后即将来校园面试毕业生。 作为一个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我考虑是否可以加入中央情报局在华府的工作，以履行我的兵役义务，而不是去韩国的崇山峻岭，冒着送命的危险。 于是，我和大约三十几个同学挤进了一个讲座教室，听取中央情报局的招募演示文稿。 但是，这个演示文稿实在是太过含糊不清，没有说明他们为何要招募我们。 于是，我向解说者提出一个要求，他至少应给我们一个假设性场景，我们到底会被分派什么样的工作。 那个代表对我的问题有点不悦，但是同意仅仅给我们一个「纯粹假设性」的场景。 他说：「我们可能会训练你们，然后把你们空投到红色中国去鼓动反抗新创建的共产主义政权。

」我当时就惊掉了下巴，回答道：「那岂不是很危险？ 」当时他真的有点恼怒了，告诉我们，在二战中，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比起步兵来说伤亡要少。 我当场反问：「你指的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 」他回答道：「我认为你并不是认真来应聘的。 」我回答：「你说对了。 」于是便走出教室，而我的同学们则继续和他交流。 后来我才发现，这仅仅是中央情报局在耶鲁大学组织的众多招募会之一，他们成功地招募到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其中包括我的同班同学约翰．T．唐尼（暱称 Jack），他是我们角力队队长，也是橄榄球校队的明星。 有关他的故事，我将在本书后面详细论述。

进入初春，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了我，并给了我奖学金和贷款，而哈佛大学则给了我一份丰厚的四年全额奖学金就读政府学的博士学位。 当我拿到傅尔布莱特奖学金，我成功地延迟一年在耶鲁和哈佛之间的选择。 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代表了不同的职业生涯。 令我意外的是，征兵局因我出国学习延迟征召我入伍，而这正合我的心意，我从未出过国，几乎有点迫不及待。 然而，我还得面临离开刚刚失去丈夫的母亲和与我情深意浓的女友琼恩。 所幸她们都很理解我，并宽宏大度地接受了我的决定。 琼恩当时只有18岁，而我也仅仅20岁，我们都明白彼此需要时间成长，然后才会讨论婚嫁问题。

《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立体书腰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lan Cohen（1930年7月1日—2025年9月22日），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55），美国的中国及东亚法律专家。 本文选自作者回忆录《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