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而林登高中歷史上還有一位進入長春藤名校的學生去了達特茅斯。 我則不同，雖然我對哥倫比亞大學也感興趣，但是我更鍾情於耶魯大學。 當然，我也認真考慮過哈佛和普林斯頓，並參觀了二所校園，然而我對它們知之甚少。 哈佛顯得過於學究氣，而普林斯頓則太多的社交，我希望耶魯能夠更加平衡一些。 給我面試的是一個有著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律師，他警告我「耶魯大學的某些門對於猶太學生是關閉的」，這有點讓我感到意外，不過我對於錄取還是保持著一絲樂觀。 我的大學第一年實屬不易。 我非常清楚許多同學都畢業於著名的私校，受到遠比林登高中更為成熟的教育訓練。

例如，儘管我的文學教授比起林登高中的老師更加索然無味，但是我的很多同學對於斯賓塞、喬叟以及其他早期的英國文學巨匠耳熟能詳， 這也激發了我加倍刻苦學習的鬥志，並增加了我對於和他們競爭的不安全感。 我的近乎「刺股懸梁式」的學習狂熱還有一些其他動機：我需要保持良好的成績以獲得並維持耶魯大學的獎學金。 儘管我父母的經濟狀況並不樂觀，在申請大學時，他們拒絕了我申請獎學金的想法。 他們誤以為申請獎學金可能會給我的錄取帶來不利的後果。 所幸的是，入學不久後，我與大學顧問討論了這個情況，他鼓勵我申請資助，第二學期我就獲得了學校的獎學金。

與哈佛不同，耶魯大學的獎學金是附帶條件的，要求所有「帶薪男孩（bursary boys）」每週根據安排工作十小時。 第一學年的後半期，我在一個學生食堂裡洗盤子，該食堂為新生以外的學生專用。 這樣一來我的時間就非常有限，只能放棄一些課外活動。 選上新生舞會委員會是唯一的例外。 我從未想過把自己變成一個「乖學生」，但是加入這個委員會顯然會給我的社交生活打開一扇大門，這樣我就可以「變廢為寶」。 柯恩顯然是猶太人名字，也毫無疑問地降低了我進入兄弟會的機會（那時校園裡還沒有猶太人兄弟會），我思忖加入委員會可以增加我贏得「猶太人額度」的選票，那時，僅有百分之十的機會留給猶太學生，但這已經讓我得到足夠的選票進入委員會。

最終證明這個思路是正確的，我認識了幾個新朋友，加上我從家鄉邀請到一位年輕的女士，我們一起開啟了舞會。 二年級的生活變得更加繁忙，而且開始複雜起來。 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帶薪工作，成為我們塞布魯克學院新宿舍管理員的助理。 我如願選修了歐洲歷史和國際政治課，而這正是我的興趣所在。 雖然我發現亞里斯多德比起霍布斯和洛克難懂得多，但還是喜歡道德和政治哲學課。 為了滿足語言的要求，我選擇了法語，這在外交領域是僅次於英語的重要語言。 其實，我應當和我的一些朋友一樣選修俄語，但是，我不記得有誰選修了中文。

我抽時間參加了校園廣播電台—WYBC，主持週六晚間節目，題目是「本週最不受歡迎的十首歌」，其中兩首是我最得意的：〈仇恨自己同胞無異於讓希特勒還魂〉和〈爸爸，請把我的狗狗還給我！ 〉 然而到了春季期中，悲劇終於發生了：哥哥打電話給我說父親嚴重地心臟病發作，要我立即回家。 伯頓從醫學院畢業後，正在布魯克林醫院做實習醫生，我們坐在父親面前，因身體虛弱， 他好幾天不能移動，同時我們也一直安慰著母親。 父親非常傷心抑鬱，感覺自己將要殘疾，成為家裡的負擔，也可能永遠無法回去做他心愛的律師職業。 隨著父親病情的惡化，為求心安，我隨手寫下：「壯漢仰倒在地上，已不知身在何處；掙扎喘息之餘， 在無盡的絕望中喃喃祈禱。 」翌日，父親過世。

我對於十天後就趕回學校有點內疚，好在母親有她三個兄弟姊妹及其幾個子女陪伴，伯頓也在身邊，而她並不希望我輟學。 對我而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我很快就遇到了一個來自瓦薩學院的可愛女生，名叫李．弗洛舍恩（Lee Florsheim），她讓我開心，在隨後的一學年裏，我們偶然還見上了幾面。 我對三年級的學業生活非常滿意，我選擇了國際關係專業， 並且關注日趨緊張的美蘇冷戰。 賽西爾．德里弗（Cecil Driver） 教授的比較政治學課程給了我一個機會，寫出了我在大學期間最好的論文〈白色澳大利亞〉，在文章中我譴責了那時甚囂塵上的「隱形」種族主義和反亞洲的政策。 我也欣賞美國和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 但是，我感到需要開始掙錢養活自己。

於是，我找到了暑期銷售菲利普．莫里斯香菸的工作，該工作也是招募高級行政人員的一部分，為此，我大四那年還被公司聘用為耶魯大學校園代表。 這個工作很輕鬆，讓我在暑期裏有機會專心於歐洲和蘇聯的研究，並且我決定在畢業論文裡專門論述1945年2月戰爭期間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三人的雅爾達會議。 這也使得我有機會改善我的社交生活，於1950年10月13日在一次集體相親會中，遇到了來自史密斯學院的瓊恩．佛羅倫斯．樂伯德（Joan Florence Lebold）。 瓊恩的哥哥唐納德是耶魯大學低我一年級的學弟，也是我的室友約翰．德雷福斯在芝加哥時的朋友，我們那時算是點頭之交。

唐納德鼓勵他的妹妹接受我的邀請，參加在諾斯安普頓（Northampton）一個小飯店的披薩晚餐會，我們當即墜入愛河。 後來瓊恩來到耶魯大學和我見了幾次面，到了聖誕節，我便和母親專程去芝加哥拜訪了她那龐大而友善的大家庭。 冬去春來，我們的關係有了更加深入的發展。 那年春天，我利用春假在史密斯學院圖書館裡完成了我的論文，然而，未來對於我們來說依然混沌不明。 韓戰爆發於1950年6月25日，對美國來說是件糟糕的事。 我和同學們即將大學畢業，正為前程發愁。

我們的困境其實早在1948年大學一年級結束之時就已經發生，那時蘇聯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我們很多人都擔心將會應徵入伍，我對加入海軍陸戰隊產生興趣，因為這至少可以保證我完成學業，然後成為少尉排長。 但是我那時才17歲，並未成年，需要家長簽字，而我父親拒絕簽字，儘管他自己曾經在一戰中應徵入伍。 這是我對父親唯一一次生氣。 直到三年後，我聽到耶魯1950年屆畢業的一個學生參加了海軍陸戰隊，結果卻在韓戰中陣亡的消息，我才想起馬克． 吐溫的一句話，他18歲時認為他的父母是多麼的無知，但是到了21歲後，他才開始欽服父母從歲月中學到的經驗。 畢業季即將到來之際，我面臨著幾個比較好的選擇。

我一直以為自己可以進法學院，但隨著時日的推移，我開始懷疑這個選擇。 塞謬爾．弗萊格．貝密斯教授（Samuel Flagg Bemis）是美國外交史的資深專家，對我的課堂表現和那篇有關雅爾達會議的研究很滿意。 他推薦我申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去法國巴黎學習一年。 有位剛入職的年輕政治學者，從哈佛畢業，叫做貝里．法雷爾（Barry Farrell）對我的有關國際關係的研究很感興趣，極力推薦我去哈佛見政府系主任查爾斯． 卻瑞頓（C h a r l e s Cherington），探討博士學位可能性，而非法學院。 但是戰爭期間，我們很有可能將應徵入伍，遑論去讀博士和法律學位。

這導致我考慮另外一種路徑，我看到一則啟事：中央情報局的代表不久後即將來校園面試畢業生。 作為一個國際關係專業的學生，我考慮是否可以加入中央情報局在華府的工作，以履行我的兵役義務，而不是去韓國的崇山峻嶺，冒著送命的危險。 於是，我和大約三十幾個同學擠進了一個講座教室，聽取中央情報局的招募簡報。 但是，這個簡報實在是太過含糊不清，沒有說明他們為何要招募我們。 於是，我向解說者提出一個要求，他至少應給我們一個假設性場景，我們到底會被分派什麼樣的工作。 那個代表對我的問題有點不悅，但是同意僅僅給我們一個「純粹假設性」的場景。 他說：「我們可能會訓練你們，然後把你們空投到紅色中國去鼓動反抗新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

」我當時就驚掉了下巴，回答道：「那豈不是很危險？ 」當時他真的有點惱怒了，告訴我們，在二戰中，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服務辦公室—比起步兵來說傷亡要少。 我當場反問：「你指的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數字？ 」他回答道：「我認為你並不是認真來應聘的。 」我回答：「你說對了。 」於是便走出教室，而我的同學們則繼續和他交流。 後來我才發現，這僅僅是中央情報局在耶魯大學組織的眾多招募會之一，他們成功地招募到了相當數量的學生，其中包括我的同班同學約翰．T．唐尼（暱稱 Jack），他是我們角力隊隊長，也是橄欖球校隊的明星。 有關他的故事，我將在本書後面詳細論述。

進入初春，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耶魯大學法學院錄取了我，並給了我獎學金和貸款，而哈佛大學則給了我一份豐厚的四年全額獎學金就讀政府學的博士學位。 當我拿到傅爾布萊特獎學金，我成功地延遲一年在耶魯和哈佛之間的選擇。 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代表了不同的職業生涯。 令我意外的是，徵兵局因我出國學習延遲徵召我入伍，而這正合我的心意，我從未出過國，幾乎有點迫不及待。 然而，我還得面臨離開剛剛失去丈夫的母親和與我情深意濃的女友瓊恩。 所幸她們都很理解我，並寬宏大度地接受了我的決定。 瓊恩當時只有18歲，而我也僅僅20歲，我們都明白彼此需要時間成長，然後才會討論婚嫁問題。

《跨越東西：一個法律人的人生》立體書腰 ＊作者孔傑榮 Jerome Alan Cohen（1930年7月1日—2025年9月22日），耶魯大學法學博士（1955），美國的中國及東亞法律專家。 本文選自作者回憶錄《跨越東西：一個法律人的人生》（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