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背景中没有任何契机，让我为日后致力于中国或亚洲的生涯做好准备。 我并不像某些未来同事那样，出生在传教士的家庭，自小在中国长大；也不像另一些人因军旅生涯而接触中国语言与文化。 我在大萧条的一九三零年代、以及其后的二战时期，于纽泽西州林登市（一个人口二万五千的小城）长大，对中国文明与发生在「中国（Central Realm）」的巨大变局一无所知。 当然，每逢女佣放假，星期天晚上我们家都会到本县唯一的中餐馆用餐。 但那只是我和哥哥取笑广东籍服务生问我们要「lice or bled（饭还是面包）」的时刻，丝毫未能激起我对东亚剧变的兴趣。

虽然母亲曾在客厅茶几上摆着林语堂1936年的《吾土与吾民》，但没人翻阅；她每周与几位犹太家庭主妇打麻将而非打桥牌，但我们从未谈起过「东方」。 然而，当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我十一岁，全美国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者」。 但我们的文化根源与兴趣仍在欧洲。 我的祖父于1882年，十二岁时自克拉科夫附近一个说意第绪语（Yaddish）的小村落来到美国。 我的父亲于1896年出生在纽约下东城的贫民窟。 母亲三岁时，外祖父将她与家中说德语的其他成员自奥匈帝国最东端的切尔诺维茨带到纽约。 两家最后都定居在纽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贫困港区。

父亲菲利普．柯恩因负担不起大学学费，仅在纽约的库珀联盟的免费课程里上过几个学期，之后为了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他在下班后于纽华克的法学夜校部苦读。 母亲碧翠丝．佛罗拉．考夫曼则在纽泽西州师范学院读了两年，取得小学教师的资格。 他们两人都是家族中唯一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 父母结婚后决定住在邻近的新兴城市林登。 父亲在伊丽莎白市与林登市执业，还曾竞选州众议员未能如愿。 不过那次失败意外让他在共和党内受到注意。 1929年，林登市的共和党籍市长邀请他担任市政府律师—一份半职工作，一年固定收入7,500美元，并允许他继续私人执业。

因此，尽管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造成严峻的经济形势，但我们家一直生活无虞，直到1932年罗斯福当选、很多共和党地方官员被民意淘汰。 于是，从1933年起直到1949年去世，我父亲都在辛苦地工作，以艰难地维持家中逐渐增加的开销。 尽管如此，我和年长我四岁半的哥哥伯顿还是度过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成长过程。 我们从来没有搬离过在林顿缅街的大房子，这幢房子是我的父母在伯顿出生后建造的。 我们在林登市最好的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伯顿可能是我们中学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学生。 除了不是运动员外，他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并且获得了学业方面最高分。 高三时，他获得了整个纽泽西州公立高中演讲比赛冠军。

我可能得益于很多高中老师对他的美好印象，但是每当这些老师在课堂上提及他的成就时，总是让我感到尴尬。 总之，我喜欢高中的很多课程，即便是拉丁文，其他课程包括文明课、历史和英语文学。 我也在学校的论坛和其他项目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我在学习小提琴参加学校乐队，还是加入篮球啦啦队，或是直接参加篮球队之间痛苦地挣扎了两年。 最终，我还是决定专注打篮球，可是我因天赋和技术不够，后来连成为篮球队的板凳球员都未能如愿。 在中学期间，我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学习德文。 林登高中有一位聪颖活泼的德文老师，叫汉斯．莫德舍（Hans Moldaschl），他非常努力地为课程寻找好学生。

我在家里稍微接触过德文，偶然听到母亲和她的姊姊芳妮（Fanny）用她们的母语交流，我几乎在每顿晚餐后，都能听到母亲边弹钢琴、边深情地唱着德语情歌，即使在二战最为黑暗的年代也不例外。 所以，我决定在学校开始正规的德语学习。 然而，那时的反德政治氛围异常高涨，于是最终我只得选择了西班牙语。 我对希特勒的讨厌始于二战期间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 尽管只有九岁，我开始狂热 地跟踪欧洲战争动态，加上家里发生了其他一些事件。 1939年初，一位德国的远亲，大约二十多岁、名叫赫娜．艾比勒（Hella Ebner）的女孩出现在我家门口。 她获得了美国签证，逃脱了希特勒的魔爪，而她全家则未能幸免。

她在我们家里待了几天，我从她那里得知德国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岂知后来发生的悲剧更加惨烈。 与此同时，我父亲的政治生涯也让我感觉到美国国内反犹情绪和纳粹的影响力。 父亲从繁忙的律师执业中，抽时间担任美国犹太人退伍军人协会纽泽西分部主任。 一九三零年代后期，他花了大量时间走遍全州，反对「德裔美国人联盟」的影响。 「德裔美国人联盟」是总部位于附近友联市的一个纳粹组织，它让其成员身着纳粹冲锋队服装，在各个城市里游行，试图组织力量支持希特勒并恐吓其反对者。 我有时候坐着父亲的摩托车参加他的反纳粹活动，这也给了我很多时间可以和父亲交谈。

每周日下午，我经常和父亲一起在家收听由著名的天主教神父科林对全国发表的反犹无线电讲话， 父亲经常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演讲驳斥他的观点。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那时我知道德国的法律对亚洲国家法制有巨大的影响， 而又能预见后来选择了研究中国，我也不会选择去学习德语。 当得知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第登陆攻入法国，我对定期送来的战情报告中一些士兵阵亡消息感到悲伤，因为其中有几个是我熟悉的年轻人。 与我高中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不仅希望看到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被击败，而且也期盼能够在战后共同创建新秩序以防止这类战争的重演。 在我高中最后一年，也是二战结束以后，我代表我的高中参加了纽泽西第一届仿真联合国会议。

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我通过演讲展现了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我天真地希望能够建设一个更加富裕、发展充分、以及更为和平的生活，却完全忽略了战后很多显而易见的国际问题。 幸运的是，我意识到我对于世界了解的太少，也盼望着能在大学里学习到更多的相关知识。 《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立体书腰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lan Cohen（1930年7月1日—2025年9月22日），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55），美国的中国及东亚法律专家。 本文选自作者回忆录《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