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長背景中沒有任何契機，讓我為日後致力於中國或亞洲的生涯做好準備。 我並不像某些未來同事那樣，出生在傳教士的家庭，自小在中國長大；也不像另一些人因軍旅生涯而接觸中國語言與文化。 我在大蕭條的一九三零年代、以及其後的二戰時期，於紐澤西州林登市（一個人口二萬五千的小城）長大，對中國文明與發生在「中國（Central Realm）」的巨大變局一無所知。 當然，每逢女傭放假，星期天晚上我們家都會到本縣唯一的中餐館用餐。 但那只是我和哥哥取笑廣東籍服務生問我們要「lice or bled（飯還是麵包）」的時刻，絲毫未能激起我對東亞劇變的興趣。

雖然母親曾在客廳茶几上擺著林語堂1936年的《吾土與吾民》，但沒人翻閱；她每週與幾位猶太家庭主婦打麻將而非打橋牌，但我們從未談起過「東方」。 然而，當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時，我十一歲，全美國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國際主義者」。 但我們的文化根源與興趣仍在歐洲。 我的祖父於1882年，十二歲時自克拉科夫附近一個說意第緒語（Yaddish）的小村落來到美國。 我的父親於1896年出生在紐約下東城的貧民窟。 母親三歲時，外祖父將她與家中說德語的其他成員自奧匈帝國最東端的切爾諾維茨帶到紐約。 兩家最後都定居在紐澤西州伊麗莎白市的貧困港區。

父親菲利普．柯恩因負擔不起大學學費，僅在紐約的庫珀聯盟的免費課程裡上過幾個學期，之後為了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他在下班後於紐華克的法學夜校部苦讀。 母親碧翠絲．佛羅拉．考夫曼則在紐澤西州師範學院讀了兩年，取得小學教師的資格。 他們兩人都是家族中唯一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 父母結婚後決定住在鄰近的新興城市林登。 父親在伊麗莎白市與林登市執業，還曾競選州眾議員未能如願。 不過那次失敗意外讓他在共和黨內受到注意。 1929年，林登市的共和黨籍市長邀請他擔任市政府律師—一份半職工作，一年固定收入7,500美元，並允許他繼續私人執業。

因此，儘管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造成嚴峻的經濟形勢，但我們家一直生活無虞，直到1932年羅斯福當選、很多共和黨地方官員被民意淘汰。 於是，從1933年起直到1949年去世，我父親都在辛苦地工作，以艱難地維持家中逐漸增加的開銷。 儘管如此，我和年長我四歲半的哥哥伯頓還是度過了一個非常舒適的成長過程。 我們從來沒有搬離過在林頓緬街的大房子，這幢房子是我的父母在伯頓出生後建造的。 我們在林登市最好的中學受到良好的教育，伯頓可能是我們中學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學生。 除了不是運動員外，他在幾乎所有方面都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並且獲得了學業方面最高分。 高三時，他獲得了整個紐澤西州公立高中演講比賽冠軍。

我可能得益於很多高中老師對他的美好印象，但是每當這些老師在課堂上提及他的成就時，總是讓我感到尷尬。 總之，我喜歡高中的很多課程，即便是拉丁文，其他課程包括文明課、歷史和英語文學。 我也在學校的論壇和其他項目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我在學習小提琴參加學校樂隊，還是加入籃球啦啦隊，或是直接參加籃球隊之間痛苦地掙扎了兩年。 最終，我還是決定專注打籃球，可是我因天賦和技術不夠，後來連成為籃球隊的板凳球員都未能如願。 在中學期間，我犯下的最大錯誤是沒有學習德文。 林登高中有一位聰穎活潑的德文老師，叫漢斯．莫德舍（Hans Moldaschl），他非常努力地為課程尋找好學生。

我在家裡稍微接觸過德文，偶然聽到母親和她的姊姊芳妮（Fanny）用她們的母語交流，我幾乎在每頓晚餐後，都能聽到母親邊彈鋼琴、邊深情地唱著德語情歌，即使在二戰最為黑暗的年代也不例外。 所以，我決定在學校開始正規的德語學習。 然而，那時的反德政治氛圍異常高漲，於是最終我只得選擇了西班牙語。 我對希特勒的討厭始於二戰期間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 儘管只有九歲，我開始狂熱 地跟蹤歐洲戰爭動態，加上家裡發生了其他一些事件。 1939年初，一位德國的遠親，大約二十多歲、名叫赫娜．艾比勒（Hella Ebner）的女孩出現在我家門口。 她獲得了美國簽證，逃脫了希特勒的魔爪，而她全家則未能倖免。

她在我們家裡待了幾天，我從她那裡得知德國猶太人的悲慘命運，豈知後來發生的悲劇更加慘烈。 與此同時，我父親的政治生涯也讓我感覺到美國國內反猶情緒和納粹的影響力。 父親從繁忙的律師執業中，抽時間擔任美國猶太人退伍軍人協會紐澤西分部主任。 一九三零年代後期，他花了大量時間走遍全州，反對「德裔美國人聯盟」的影響。 「德裔美國人聯盟」是總部位於附近友聯市的一個納粹組織，它讓其成員身著納粹衝鋒隊服裝，在各個城市裡遊行，試圖組織力量支持希特勒並恐嚇其反對者。 我有時候坐著父親的摩托車參加他的反納粹活動，這也給了我很多時間可以和父親交談。

每週日下午，我經常和父親一起在家收聽由著名的天主教神父科林對全國發表的反猶無線電講話， 父親經常在各種公眾場合發表演講駁斥他的觀點。 在這種環境下，即使那時我知道德國的法律對亞洲國家法制有巨大的影響， 而又能預見後來選擇了研究中國，我也不會選擇去學習德語。 當得知盟軍1944年6月在諾曼第登陸攻入法國，我對定期送來的戰情報告中一些士兵陣亡消息感到悲傷，因為其中有幾個是我熟悉的年輕人。 與我高中同時代的人一樣，我不僅希望看到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同夥被擊敗，而且也期盼能夠在戰後共同建立新秩序以防止這類戰爭的重演。 在我高中最後一年，也是二戰結束以後，我代表我的高中參加了紐澤西第一屆模擬聯合國會議。

在高中畢業典禮上，我通過演講展現了對於國際事務的興趣，我天真地希望能夠建設一個更加富裕、發展充分、以及更為和平的生活，卻完全忽略了戰後很多顯而易見的國際問題。 幸運的是，我意識到我對於世界了解的太少，也盼望著能在大學裡學習到更多的相關知識。 《跨越東西：一個法律人的人生》立體書腰 ＊作者孔傑榮 Jerome Alan Cohen（1930年7月1日—2025年9月22日），耶魯大學法學博士（1955），美國的中國及東亞法律專家。 本文選自作者回憶錄《跨越東西：一個法律人的人生》（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