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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钟观点:吁请赖清德、习近平亲自关切大陆受害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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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兴诚都是大陆投资的受害者,曹因对大陆失望而支持台独。我从不主张台独,因我清楚台独将造成两岸的历史悲剧。但我坚决主张,毋论两岸未来发展如何,大陆的行政与司法,必需公平的对待台湾人民。本文所述,是我三十年来的大陆血泪经验,习看完后,可知道台湾企业家和知识份子心中所想,和国台办给他的报告会有一定落差。

(摘自原文导言,非改写)

新闻正文

完整中文翻译制作中,以下为原文。

我和曹兴诚都是大陆投资的受害者,曹因对大陆失望而支持台独。 我从不主张台独,因我清楚台独将造成两岸的历史悲剧。 但我坚决主张,毋论两岸未来发展如何,大陆的行政与司法,必需公平的对待台湾人民。 本文所述,是我三十年来的大陆血泪经验,习看完后,可知道台湾企业家和知识份子心中所想,和国台办给他的报告会有一定落差。 吁请两岸领导人先搁置争议,亲自关切大陆受害台商,绝非小题大做,因为许多受害台商正面对大陆有权势的贪腐者利用行政和司法不公不义的迫害,已走头无路。 我认同习近平日前在中共建政77周年的谈话:「两岸要深化交流合作。 」但是,深化交流要有真心,而国台办正反向而行,对交流之后受到伤害的台商不闻不问,可怜台商求助无门!

我担任过台湾最大科技产业公会电电公会等三个大工商团体理事长,1989年起在大陆投资,见过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三位副总理、人民银行行长、国家计委以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算是对大陆比较了解的台湾企业家。 而我恰恰又是投资大陆受到迫害的台商,为了求助,与历届国台办主任都有接触,由于与国台办的多年渊源,除非是面对迫害已走头无路,不会去责难国台办和宋涛。

我认为,眼前国台办的对台工作出现严重危机,其重大缺失有二: 其一,两岸交流只重风光表象,对受害台商不闻不问,台商投资十年下降九成,眼前逃离大陆犹恐不及 我看宋涛在鲁台会大力鼓吹两岸交流,说山东鼓励台商投资;鲁台会之后有赣台会、有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出席的京台科技论坛,国台办都卖力演出,他们也许认为,举办两岸交流活动,符合中央政策,就是国台办的成绩。 可是,台下受邀出席的台商,撑场面或顺道旅游者居多,鲜少会有投资意愿,因为已投资大陆受迫害的台商太多,而宋涛对受害台商的求助总是能躲就躲,或视而不见,他似乎认为台商受害与国台办无关。 因此,也间接鼓励中央或地方贪腐者,认为台商无所倚靠,可欺;台商心都寒了,眼前逃离大陆犹恐不及,遑论投资。

我们让数字说明真相:2016-2018年,台商平均每年投资大陆约91.4亿美元,至2026年1-7月只剩5.73亿美元,全年预估约9.5亿美元。 十年衰退近九成,何以致此? 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安全保障失掉信心是主因。 其二,两岸投保协议并未终止,国台办却自废武功,不问台商死活 我近日在台北参加一场由经济部委托举办的「受害大陆台商座谈会」,这场活动是停办十年后首度恢复,场景的哀凄与国台办山东、江西、北京那几场的风光有如天壤之别,与会台商个个面容憔悴述说其悲惨际遇,有人甚至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其实,每一个受害台商身后都还背负着一群苦难无助的受害股东和其家庭,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台办要自废武功,无意为这些苦难的台商主持公道?

前几任国台办主任像王兆国、陈云林、张志军都把保护台商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做第一要务;2016年以前,依据两岸签定的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国台办协调局每三个月派人到台湾,和经济部投资业务处(后升格为投资促进司)逐案检讨受害台商投诉案件的处理进度,两年间解决了近两百件(约占65%)投诉案件,台商铭感至深。 2016年以后,蔡英文对92共识无回应,大陆停止两岸政府交流,这是失策,因为实际受害的是大陆台商,而不是民进党政府;当时投诉案件仍有80余件未及处理,十年下来累积恐逾千件,皆已求助无门,受害台商哀鸿遍野!

但两岸投保协议并未废止,政府管道不通,包含我在内很多受害台商通过国、亲政党管道请国台办继续协助,刘结一表面关切,但不作为,台商保护出现破口。 到宋涛接任,连对受害台商表面的关切也不演了,台商处境更严重恶化。 以下所述都是我所亲身经历,文责自负。 众所周知,1992年,我担任工商建研会理事长,应国台办之邀,带领300位台湾企业菁英访问大陆,李鹏总理接见;我提出制定劳动法、台商投资保护法、允许台资银行到大陆设立分行以服务台商等多项建议,他都正面回应。 当时,两岸媒体都上头条。 我甚至告诉李鹏,文革十年的教育断层,致使大陆人民缺少伦理和法治观念,企业员工不好管理。

而我们在台湾,小学读「公民与道德」、「生活与伦理」,知道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尊师重道、守法守纪...加上民族勤劳、诚恳的本质,这些对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我建议大陆加强历史、文化、人文、法治的教育,李鹏提笔一一记下;我相信,这应是两岸自1949年分治之后最真诚的深层对话。 1966-1976年,文革十年浩刼,中国千疮百孔;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力主改革开放,之后,却遭到保守势力的反扑;1985-1992年,台美贸易逆差,美国以301法案逼迫台湾,台币升值近40%,台湾外销产业几乎全面外移,大陆成最大受益者,美国无心插柳,中国柳却成荫。

可是中国当时政策不明、法不完备、百废待举,台湾企业界和知识份子都很忧心大陆会走回文革老路,投资存在高度风险;所幸1992年邓小平的二次南巡,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当时大陆人均GDP约370美元,而此时台湾经济已是亚洲四小龙之首,人均GDP10500美元,是大陆的28倍,吸收台湾经验,对大陆早期经济发展会有一定助力,我们乐见中国改革开放,我力所能及的提出建言。

但我没想到,谈话结束前,李鹏竟公开邀请我「带领台湾企业家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范投资」 我看他神情严肃,不是随兴提起,且当时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总舵手,借重台商投资,应是中央决策,我一时难以回应,会后,与会企业家认为,既是总理公开的邀请,不能不给面子,于是由我发起,数百企业家捧场,加上民间投资者共有1650人参与,初期投资总额是1.1亿美元,在1990年代是较大的投资。 早年台湾人民相信大陆政府的保证,谁也没想到日后会付出惨痛代价。

1997年,西陵北京合资公司在东三环12万平方米(4万坪)土地被周永康贪腐团伙和有权势的红二代强夺,我依照国台办指示,提请商务仲裁,结果商务仲裁赢了,周永康团伙却不履行运行,之后,再盗取我(合资公司董事长)和合资公司图章,分五年做假帐,谎称已经履行运行,诬指我已收到钱,又自己用掉了。 我只好再打运行官司,所幸,那五年我人在台湾,也未接触过做假帐的会计,2013年,北京市高院查明真相,终审裁定商务仲裁裁定必需运行。 岂料,权势日大的周永康团伙竟指使最高法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函运行法院「本案不必运行,迳行结案」,以一纸函件就否定了北京市高院的终审裁定,其过程无法无天,骇人听闻! 我和1650个受害股东,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这就是中国的司法,和我一样受害的台商很多,可惜国台办报喜不报忧,习近平并不知受害台商惨状。 我不能愧对1650个受害股东,为了和周永康贪腐团伙打官司,我曾只身长居大陆13年,吃了至少几千包方便面;历经心酸血泪的诉讼过程;对大陆政治也有极深刻的了解。

在确认官司赢了却无法运行之后,我不得已只好返台向马英九总统求助,马接到我的信后,立刻指示行政院和陆委会全力协助解决,可惜一时难有成效,此时一位大陆中央高层领导私下告诉我,牵涉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案子,国台办恐无力协调,必需要呈报中央领导才能定论;且北京西陵受周永康贪腐团伙迫害的故事也非三言两所能说清,我因此写了一封「给习近平总书记的求助函」,在马习会前,请陆委会转交马英九,请他利用晚宴时向习近平「提醒」,以我的案子为例,请习关切台商在大陆面对的司法困境,周永康的贪腐,不能由台湾人民买单。

我长期观察习近平,知道他熟读历史,仁民爱物,嫉恶如仇,不畏权势,是对中华民族复兴有使命感的知识份子;且他在18大宣示「反腐败,依法治国」;我深信只要他知道周永康团伙的恶行,一定会要求大陆司法公平对待台湾人民,而且对马英九会更加敬重。 可惜马英九没有转达,马可能是认为与习会面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谈大陆台商受害,怕破坏气氛。 我认为,这是马此生重大的错过,其实,马习会并无助于马的历史评价,习是务实的人, 如果马习会后,习近平知道台商在大陆受到新权贵和贪腐的红二代的欺压,能着手整顿,让中国的司法能以公平与正义对待台湾人民,此不仅能强化两岸人民的互信与感情,对马和习的历史评价都会加分。

马卸任后,大陆对他仍礼遇,当时台湾能与习有沟通管道的人并不多,我认为马仍然适合转交我写给习近平的求助函,我曾联系马英九基金会,接电话的人说我只能和萧旭岑谈, 我苦笑,萧能代表马吗? 他如何能转达我给习近平的求助函? 马一生遭致许多误解,应和他的用人有关。 连战是另一位能与习沟通的国民党大老,我也曾联系张荣恭请连协助,他没有请示就说:「以连战的高度,不适合介入单一个案。 」我虽然曾担任台湾最大科技产业公会电电公会理事长,除了自己,也背负许多受害会员的期盼,此时也只能摸摸鼻子知难而退。 这就是受害台商的困境,民进党把两岸不沟通的责任推给「中国」,国民党高层能见到习近平的人不愿为受害台商伸张正义,而有几位关切台商的前主席却见不到习。

反之,昔日不理会受害台商的马、连幕僚,如今却占着国民党高位,不管受害台商心中的痛,忙着两岸交流,国台办乐得粉饰太平。 宋涛经由不同管道应已多次收到我写给习近平的求助函,但他没有转呈,他上报给习的应是「两岸交流热络,台商感恩戴德。 」实则受害台商心中淌血! 马习会 其实,受害台商问题是否能解决,往往取决于两岸政府和运行者的决心与态度 2015年,我的案子曾出现一线曙光,几乎解决。 当时我正在大陆为和周永康团伙的官司焦头烂额,有一天突然接到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 (朱立伦主席的第一任期)的来电,我之前不认识他,他听说我北京受害的案子,问我能否回台,他想了解一下案情。

我立即回台说明,之后,他专程到大陆,转交我写得习近平的求助函给国台办,张志军把函转发给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收到函后非常紧张,立即邀我到北京,承认错误并承诺会尽快解决。 可是,当他们知道国台办并没有将我的求助函上呈给习时,此时周永康虽已入狱,但他留在最高法院的人马立刻反扑,本案临门一脚,几乎解决,可惜又被周永康在最高法院的残留邪恶势力挡下。 我在想,为什么张志军发函给最高法院却未上呈给习近平? 国台办离中央有多远? 这是大陆应思考的问题。

之后,吴敦义担任国民党主席时,也很关心台商,曾多次派副秘书长周继祥到大陆,催促国台办尽速处理我和其他台商受害的案子,如前所述,刘结一表面重视,但无实际作为,我和周继祥一起去过北京,国台办的人要我再忍忍,我明白因为当时贪腐的红二代气焰嚣张,外交系统出身的人,调派国台办只当自己是过客,不会为了台商权益去向有权势的新权贵或贪腐的红二代讨公道! 怕误了自己的前程。 到同是外交系统的宋涛接任,更是受害台商悲剧的开始,宋涛可能不知有「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认为对台工作就是搞交流和统战活动,殊不知台湾知识份子和企业家最在意的是大陆政治的清明和司法对台湾人民的公平与正义,双方的思维有严重的落差。

他上任时,习近平的「反腐败,依法治国」已经运行多年,拿下不少贪腐大老虎,大陆由江泽民时代举国上下贪腐成风,不以贪腐为耻,地方办事,常需「提钱来见」,到此时政治已逐渐清明,贪腐者不敢明目张胆,周永康贪腐团伙气焰也不再猖狂,我认为解决我的案子的时机应已成熟,于是发函给国台办,请求对北京西陵受迫害案件继续协助解决,宋涛无回应;我在风传媒语气平和的提醒宋涛「大陆司法对台湾人民不公不义绝非小事,请其关切」,宋涛仍坐视不理;两岸企业家协会(理事长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因我曾担任工商建研会理事长,且本投资案为李鹏总理公开的邀请,因善意支持投入而受害的台湾企业家为数众多,曾发函国台办请求协助处理,宋涛仍不回应;我甚至通过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反应,也感谢郑丽文回复已转达,但宋涛仍装聋作哑;国民党副主席李干龙认为本案受害台商太多,表明愿亲自陪我跑一趟大陆,请国台办尽快解决,或至少讨一个说法,宋涛仍不吭声。

国共两党交流本应对等,宋涛压下郑丽文传褫给习近平的信息未上报已是严重的越权和失职。 我写给习近平的求助函,苦等12年,还转不到习近平手上。 至此,我认为受害台商已无需隐忍,我的1650个受害股东,每一分钱都是台湾人民的血汗,没有理由替周永康的贪腐买单。 我的股东除了几百位企业家,更多的是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以其退休金投资的,如今都年已老迈生活无着,有的含恨以终,周永康贪腐团伙认为台湾人民可欺,拖到老死案子就会自动消失,但我誓死为他们讨回公道! 他们本来对大陆友善,受害之后,对大陆心中有怨,在台湾民间不断传播,国台办就是办一万场两岸交流,其成效恐怕也抵不过本案对两岸人民的互信与感情所造成的伤害。

我在想,宋涛不想或无能解决受害台商的问题,又不愿上报中央,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合理的推论是「他不愿为了台商权益,去得罪有权势贪腐的红二代和新权贵」。 台湾知识份子和企业界认为国台办对台工作有偏差,也许宋涛适合外交的杀伐果断,但对台工作不是外交,国台办应落实习近平宣示对台工作的「三个融合」。 搁笔之际,我给赖清德一点建议,对习近平提出三点呼吁,给郑丽文一点提醒。

给赖清德的建议:请陆委会不要忙着跟大陆吵架,先务实的关切受害台商权益 请赖清德公开呼吁大陆,受害台商无辜,请先搁置两岸政治分歧,重新启动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运行,恢复国台办与台湾经济部定期检讨受害台商投诉案件的处理进度;请大陆关切受害台商的困境,中国的司法必需公平的对待台湾人民。 受害台商对习近平的三点呼吁: 一. 请习近平亲自关切,落实台商保护,要求迫害方限期与受害台商达成和解,得减免其刑,否则依法严办 习近平的亲自关切,对有权势的迫害方会有震慑效果。 多数迫害方事涉贪腐或暴力,但是台商在意的是尽速追回财物损失。 至于迫害者是否涉及贪腐和其它刑责,此属大陆内政,多数台商无意深究。

迫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司法裁定的运行或与受害台商达成和解的,得减免其刑,如此应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大量台商受迫害案件。 对顽抗的迫害者,请最高法院和国台办严肃依法究责。 二. 请恢复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运行 国台办应公开宣示恢复接受台商投诉,并与台湾经济部定期检讨受害台商投诉案件的处理进度。 三. 国台办有责无权,建议大陆在最高法院设立「涉台案件处理小组」,专责处理台商受害案件 国台办是受害台商投诉案件的协调单位,而不是处理案件的权力单位,面对中央或地方有权势的贪腐者以行政或司法欺压台商,国台办往往有心无力,导致贪腐者认为台商可欺,台商处境日益困难。

因此,由大陆中央在最高法院设立「涉台案件处理小组」,配合国台办,专责追踪处理台商案件实有其必要。 给郑丽文的提醒:如果国台办依旧对受害台商不闻不问,请暂停两岸交流 我对国民党郑丽文、吴敦义、朱立伦、李四川、亲民党宋楚瑜等人过去不遗余力协助受害台商表示感谢;我们肯定郑丽文在两岸风雨飘摇中与习近平创建了沟通管道。 我们支持两岸交流,但我呼吁国民党和所有台湾民间团体,如果宋涛还是只重交流的虚假风光表象,而对交流之后受害的台湾人民视若无睹,我建议暂时全面停止两岸民间交流,以引起大陆中央关切。 我们也相信习近平在了解真相后一定会做妥当处理。 得如此,是两岸人民之幸! *作者为西陵电子创办人,曾任电电公会、工商建研会、青创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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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兴诚都是大陆投资的受害者,曹因对大陆失望而支持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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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同习近平日前在中共建政77周年的谈话:「两岸要深化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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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过台湾最大科技产业公会电电公会等三个大工商团体理事长,1989年起在大陆投资,见过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三位副总理、人民银行行长、国家计委以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算是对大陆比较了解的台湾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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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数字说明真相:2016-2018年,台商平均每年投资大陆约91.4亿美元,至2026年1-7月只剩5.73亿美元,全年预估约9.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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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任国台办主任像王兆国、陈云林、张志军都把保护台商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做第一要务;2016年以前,依据两岸签定的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国台办协调局每三个月派人到台湾,和经济部投资业务处(后升格为投资促进司)逐案检讨受害台商投诉案件的处理进度,两年间解决了近两百件(约占65%)投诉案件,台商铭感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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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兴诚都是大陆投资的受害者,曹因对大陆失望而支持台独。我从不主张台独,因我清楚台独将造成两岸的历史悲剧。但我坚决主张,毋论两岸未来发展如何,大陆的行政与司法,必需公平的对待台湾人民。本文所述,是我三十年来的大陆血泪经验,习看完后,可知道台湾企业家和知识份子心中所想,和国台办给他的报告会有一定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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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同习近平日前在中共建政77周年的谈话:「两岸要深化交流合作。」 我担任过台湾最大科技产业公会电电公会等三个大工商团体理事长,1989年起在大陆投资,见过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三位副总理、人民银行行长、国家计委以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算是对大陆比较了解的台湾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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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出處: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11170236)。原文發布時間:2026-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