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我首次动笔撰写这部回忆录。 记得第一次落笔的时间是1957年1月下旬，我们的长子彼得．列博德．柯恩出生数周之后。 那是一个阴郁多雨的星期天，我终于迎来直面过去的机会，尤其是近期几桩发人深省的事件。 毕竟那时我已届二十六岁，经历过不少值得回忆的往事。 然而驱使我提笔的，并非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或对遗忘的恐惧，而是一种对自我提升的期许，是掌握成功职业生涯必备技能的渴望—以清晰生动的文本精准地表达自己。 直到1956年秋天，我开始在美国最高法院担任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之前，我还在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已经拥有很好的写作能力。 在法学院期间，我的文学才华使我赢得了梦寐以求的《耶鲁法律期刊》主编职位，这让我得以磨练编辑能力。

毕业后，这段经历让我成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法律助理。 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收获丰硕的时光：起草案件备忘录，评估几百份要求法院受理的上诉许可申请，同时草拟法庭备忘录，摘要整理那些最终获准上诉的当事方在口头辩论前提交的法律意见书。 然而，一年后为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工作，却出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这位在登上国家最高司法殿堂前，毕生于哈佛法学院讲授最高法院课程的大法官，并不需要我们对调卷令请愿书或听证前做任何的法律摘要工作。 他要求法律助理针对即将提交法院的特定议题进行严谨和原创性的研究，并以条理清晰的备忘录形式提交我们的研究成果。 此外，他有时会让助理起草司法意见书的初稿。

在运行这两项任务时—研究备忘录与意见书初稿—我未能达到他心中的最高标准。 正因如此，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才会敦促我提高写作能力，并强烈建议我每天至少花十五分钟写作。 「写什么都行，」他说，「只要持续练习，内容并不重要。 」我郑重承诺照办。 然而周复一周，工作、初为人父的责任、社交活动或网球运动耗费了大量时间，我始终未能兑现承诺。 于是，内疚感与日俱增，直到那个诸事不顺的灰蒙蒙周日早晨，我终于决定花一整天用史密斯—科罗娜打字机敲打键盘，弥补过往的疏忽。 还有什么主题比最高法院的工作更能吸引我的兴趣—或许对他人也有吸引力—尤其是首席大法官沃伦与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之间鲜明的对照，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

我告诫自己，这不仅是私心驱使下的自我提升，更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乃至参与者，协助揭开这个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政府第三部门的神秘面纱。 于是，我满怀兴奋并干劲十足地投入写作，尽可能地避开可爱的妻子琼恩．勒博德．柯恩与新生儿彼得的干扰。 然而当我花了几个小时高效写作后，琼恩抱着彼得走过来，可能是想表达对我这份迟到的决心的赞赏。 当他们俯身观看我的手稿时，她对彼得说：「你看！ 爸爸正在写回忆录呢！ 」话音未落，彼得虽还是个婴儿，却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家，突然翻江倒海般地满满地呕吐在我那初成的草稿与不幸的史密斯—科罗娜打字机上！ 这场意外使我的写作戛然而止，在思考彼得的呕吐对我的写作有什么象征意义后，我决定暂缓这项工作。

次日，我向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报告这场灾难，这令他回忆起他的恩师大法官小奥利佛．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谈及如何解决司法困境时说的话：如何判断政府的不当行为是否构成对宪法保障的「正当法律进程」之侵犯？ 这位洞悉人性脆弱的犀利分析家曾说出以下的妙语：「如何辨别正当进程遭到侵犯？ 当它令你作呕时，那便是构成了侵犯！ 」 彼得最近已经过了六十六岁生日，我认为是时候重启这段回忆了—尽管如今要记述的篇幅已远超回忆录的承载范围，然而机不可失！ 但愿彼得能以比上次更宽容的态度看待我这份谦卑的尝试，即使，他后来具备了哈佛法学院的学历和阅历、以及终生沉浸在父母对中国的热忱中或许会影响他现在的判断。

《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立体书腰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lan Cohen（1930年7月1日—2025年9月22日），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55），美国的中国及东亚法律专家。 本文选自作者回忆录《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