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非我首次動筆撰寫這部回憶錄。 記得第一次落筆的時間是1957年1月下旬，我們的長子彼得．列博德．柯恩出生數週之後。 那是一個陰鬱多雨的星期天，我終於迎來直面過去的機會，尤其是近期幾樁發人深省的事件。 畢竟那時我已屆二十六歲，經歷過不少值得回憶的往事。 然而驅使我提筆的，並非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或對遺忘的恐懼，而是一種對自我提升的期許，是掌握成功職業生涯必備技能的渴望—以清晰生動的文字精準地表達自己。 直到1956年秋天，我開始在美國最高法院擔任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之前，我還在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已經擁有很好的寫作能力。 在法學院期間，我的文學才華使我贏得了夢寐以求的《耶魯法律期刊》主編職位，這讓我得以磨練編輯能力。

畢業後，這段經歷讓我成為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的法律助理。 在那裡，我度過了一段收穫豐碩的時光：起草案件備忘錄，評估幾百份要求法院受理的上訴許可申請，同時草擬法庭備忘錄，摘要整理那些最終獲准上訴的當事方在口頭辯論前提交的法律意見書。 然而，一年後為法蘭克福特大法官工作，卻出現了更為嚴峻的挑戰。 這位在登上國家最高司法殿堂前，畢生於哈佛法學院講授最高法院課程的大法官，並不需要我們對調卷令請願書或聽證前做任何的法律摘要工作。 他要求法律助理針對即將提交法院的特定議題進行嚴謹和原創性的研究，並以條理清晰的備忘錄形式提交我們的研究成果。 此外，他有時會讓助理起草司法意見書的初稿。

在執行這兩項任務時—研究備忘錄與意見書初稿—我未能達到他心中的最高標準。 正因如此，法蘭克福特大法官才會敦促我提高寫作能力，並強烈建議我每天至少花十五分鐘寫作。 「寫什麼都行，」他說，「只要持續練習，內容並不重要。 」我鄭重承諾照辦。 然而週復一週，工作、初為人父的責任、社交活動或網球運動耗費了大量時間，我始終未能兌現承諾。 於是，內疚感與日俱增，直到那個諸事不順的灰濛濛週日早晨，我終於決定花一整天用史密斯—科羅娜打字機敲打鍵盤，彌補過往的疏忽。 還有什麼主題比最高法院的工作更能吸引我的興趣—或許對他人也有吸引力—尤其是首席大法官沃倫與法蘭克福特大法官之間鮮明的對照，以及他們之間複雜的人際關係。

我告誡自己，這不僅是私心驅使下的自我提升，更是作為歷史的見證者乃至參與者，協助揭開這個鮮為人知卻至關重要的政府第三部門的神祕面紗。 於是，我滿懷興奮並幹勁十足地投入寫作，盡可能地避開可愛的妻子瓊恩．勒博德．柯恩與新生兒彼得的干擾。 然而當我花了幾個小時高效寫作後，瓊恩抱著彼得走過來，可能是想表達對我這份遲到的決心的讚賞。 當他們俯身觀看我的手稿時，她對彼得說：「你看！ 爸爸正在寫回憶錄呢！ 」話音未落，彼得雖還是個嬰兒，卻像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批評家，突然翻江倒海般地滿滿地嘔吐在我那初成的草稿與不幸的史密斯—科羅娜打字機上！ 這場意外使我的寫作戛然而止，在思考彼得的嘔吐對我的寫作有什麼象徵意義後，我決定暫緩這項工作。

次日，我向法蘭克福特大法官報告這場災難，這令他回憶起他的恩師大法官小奧利佛．溫德爾．霍爾姆斯曾談及如何解決司法困境時說的話：如何判斷政府的不當行為是否構成對憲法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之侵犯？ 這位洞悉人性脆弱的犀利分析家曾說出以下的妙語：「如何辨別正當程序遭到侵犯？ 當它令你作嘔時，那便是構成了侵犯！ 」 彼得最近已經過了六十六歲生日，我認為是時候重啟這段回憶了—儘管如今要記述的篇幅已遠超回憶錄的承載範圍，然而機不可失！ 但願彼得能以比上次更寬容的態度看待我這份謙卑的嘗試，即使，他後來具備了哈佛法學院的學歷和閱歷、以及終生沉浸在父母對中國的熱忱中或許會影響他現在的判斷。

《跨越東西：一個法律人的人生》立體書腰 ＊作者孔傑榮 Jerome Alan Cohen（1930年7月1日—2025年9月22日），耶魯大學法學博士（1955），美國的中國及東亞法律專家。 本文選自作者回憶錄《跨越東西：一個法律人的人生》（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