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除罪化究竟能不能解决成瘾问题？ 这一次，1% Style带你从瑞士的海洛因辅助治疗、葡萄牙除罪化，到美国奥勒冈州重新调整刑责、加拿大卑诗省结束三年试办，你可以发现，十多年来的国际经验没有给出简单答案。 当刑罚退后，医疗、社福、社区与公共空间能不能接续支持，成为政策能否成立的真正关键。 一篇十二年前的文章，最近重新成为台湾政治攻防的话题。 2014年，沈伯洋曾以「扑马」为名撰文讨论台湾毒品政策，除了毒品除罪化，也提到如果除罪化被认为太过激进，至少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创建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并加入社工协助。 但最近这段文本被重新翻出，也引发他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于美沙冬、清洁针具与毒品减害的争论。

如果只看眼前，这很容易变成另一场「当年你说过什么」的政治攻防。 但十多年其实足以让一个政策想法走过很漫长的道路，当理念变成制度，而制度走进医院、警察局、社区与一般人的生活后，原本纸上看来合理的设计，也开始碰到各种没有写在理论里的问题。 毒品除罪化，正是如此。 我们看到这十多年瑞士继续它的海洛因辅助治疗，葡萄牙维持不同于传统刑罚的路线；而美国奥勒冈州曾大幅降低少量毒品持有的刑责，几年后又把部分刑事处罚放回来，至于加拿大卑诗省的三年除罪化试办，则在2026年初正式结束，没有续办。 这些不同的举措变化，让我们发现，世界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这反而让今天重新讨论毒品除罪化，变得比2014年更有意思。

我们其实常把四件不同的事说成同一件事 毒品政策之所以容易吵不清楚，一部分原因是「减害」、「美沙冬」、「除罪化」、「提供毒品」经常被放进同一句话里。 台湾早在2005年前后，就因应静脉药瘾者感染HIV的问题，推动清洁针具与美沙冬替代治疗，背后的逻辑很务实：如果一个人现在戒不掉毒，至少先避免他因为共用针头感染HIV，也降低使用地下毒品带来的健康风险。 而且这套方法确实产生效果，疾管署引用台大公卫研究指出，2005至2020年间，相关政策估计预防1万3664名静脉药瘾者感染HIV；每投入1元防治成本，可节省约19元相关医疗支出。 这是减害。

美沙冬本身则是口服的管制药品，必须通过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替代或维持治疗；清洁针具计划提供的是降低共用针具感染风险的工具，也不代表持有或使用非法毒品因此取得刑事豁免。 而除罪化，处理的是另一件问题：一个人身上只有少量毒品，而且是自己使用，国家是否还要以「刑事犯罪」处理？ 同样的，由国家或医疗机构提供受管制毒品，门槛又更高，世界上确实有这类制度，但通常只针对特定重度成瘾者，有严格的资格、剂量与医疗监督。 这些政策可能同时存在，却不能彼此代换。 支持美沙冬不能直接推论成支持毒品除罪化；反对除罪化，也不代表反对所有减害措施。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几件事拆开，接下来让你看到的「国际经验」，才得以清楚观察，这些政策到底利与弊在哪里。

瑞士真的提供海洛因，但门槛非常高 一图看懂 从瑞士的海洛因辅助治疗、葡萄牙的毒品除罪化，到美国奥勒冈州重新调整刑责、加拿大卑诗省结束三年试办，各地走过不同的毒品政策路径。 十多年实验留下的并不是单一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不同制度如何在医疗、司法与社会现实之间重新寻找平衡。 （图／ChatGPT生成，张世文整理） 分享本图 瑞士从1994年开始试行海洛因辅助治疗（Heroin-Assisted Treatment, HAT），使用医疗级二乙酰吗啡（diacetylmorphine），简单讲，就是「医疗用途的海洛因」；这套制度后来没有被取消，反而正式进入成瘾治疗体系的一环。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局数据显示，2021年约有1700人在22个专门治疗中心及一所监所接受治疗，而官方评估显示，患者的身心健康、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犯罪行为也下降。 单看这些信息，「国外早就在提供毒品」似乎没有说错，但重点藏在后半段。 瑞士把海洛因「锁进」一套高度医疗化的制度里，依照官方规范，接受这项治疗原则上必须年满18岁、严重海洛因依赖至少两年、曾接受至少两次其他治疗但没有成功，而且成瘾已经造成身体、心理或社会层面的严重后果；治疗机构与医师也受到规范，患者使用的是医疗级药物，并搭配医疗及心理社会照护，目的在于把其他治疗效果不佳的重度成瘾者，从地下毒品市场带进医疗体系。 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提供」两个字，而是后面那一长串制度成本。

医师、护理师、社工、药品管理、个案追踪、资格审查与长期经费，缺一不可，如果只看到「瑞士提供海洛因」，却拿掉后面的这一整套配套措施，谈的其实已经不是同一项政策。 把人从司法体系移出去之后，他要去哪里？ 葡萄牙提供的是另一种答案。 2001年前后，葡萄牙大幅改革毒品政策，把个人使用与持有少量毒品移出刑事处罚体系。 除罪化，并不是合法化。 贩毒仍然是犯罪，持有少量毒品的人也不是从此没人管，而是可能从司法体系转进行政、健康评估与治疗，真正改变的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一个已经成瘾的人，被关进监狱几个月或几年，出狱之后毒瘾仍然存在，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葡萄牙的改革曾出现不少正面成果，也因此长期成为除罪化支持者最常引用的案例之一。

但把刑罚拿掉之后，总得有人接手，这个问题到了美国奥勒冈州，又呈现了另一个观点。 2020年，奥勒冈州选民通过Measure 110，大幅降低个人持有少量毒品的刑事责任，希望把「抓人、起诉、坐牢」改成「评估、治疗、协助」。 政策真的开始运行后，很快碰到现实问题：治疗中心够不够？ 医疗人员在哪里？ 一个同时有精神疾病、毒瘾与居住问题的人，又该交给那个单位？ 于是在2024年，奥勒冈州通过HB 4002法案，重新将持有一定数量的管制药物纳入刑事处罚，同时创建与保留转介机制，警方碰到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导向评估、治疗与社会服务，而不一定直接走向逮捕与起诉。

2025年的州政府审计指出，Measure 110想把成瘾问题从刑事司法转向公共卫生，但治疗网络集成不足、不同地区取得服务的能力落差，以及原本就存在的行为健康体系问题，都让原来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这也是HB 4002法案被制定的重要原因，因为医师、社工、病床和治疗中心，不会跟着法条改变一起出现，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当政策走进公共设施领域，事情又变得不一样 加拿大卑诗省的三年实验，让问题又更多问了一层。 2023年1月31日起，18岁以上成年人持有总量2.5公克以下的特定非法毒品供个人使用，包括鸦片类药物、古柯碱、甲基安非他命与MDMA，在符合条件下不再受到刑事起诉或毒品没收。

实施一年多后，公共场所用药与社区秩序逐渐成为政治与社会争议焦点，在居民与地方政府的疑虑升高后，2024年卑诗省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修改豁免范围，大幅限制公共场所持有与使用非法毒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官方数据并不能证明除罪化本身造成公共场所用药增加。 卑诗省疾病管制中心的数据也显示，在政策实施最初11个月，非管制毒品死亡率与救护人员处理的鸦片类药物过量事件，并没有出现统计上显著的改变；这里更值得看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除罪化导致治安恶化」因果线，而是政策真正进入城市之后，原本抽象的权利开始和公共空间议题碰撞在一起，让附近居民、店家、通勤者，甚至只是带着孩子去公园的人，也被卷了进来。

成瘾者需要被治疗、被协助；其他市民同样希望安全使用公园、车站与医院。 两件事并不冲突，但政府必须替它们画出界线。 于是在2026年1月31日，三年试办到期后，卑诗省没有申请续办；现况上省政府仍然把成瘾视为健康议题，却也承认这次试办没有带来原先期待的结果。 十多年后，问题已经变了 把瑞士、葡萄牙、奥勒冈与卑诗放在一起，很难得出「世界正在全面走回毒品禁绝」的结论。 瑞士的海洛因辅助治疗仍然存在，葡萄牙没有恢复全面刑事化；奥勒冈把部分司法手段放回来，同时保留治疗转介；卑诗结束除罪化试办，也没有放弃成瘾是一项健康问题的基本判断。 确实，十多年前，毒品政策最吸引人的问题是：除了抓去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但现在大家开始处理下一题：不抓去关之后，这些人由谁接手？ 问题最后还是回到很现实的资源分配。 原本由警察、检察官与法院处理的人，如果不再进入司法体系，医院、社工与地方政府就得接手其中一部分；至于哪些毒品适用、使用场所怎么管制、拒绝治疗怎么办？ 又是下一层问题。 这些事情很难变成一句漂亮的政治口号，却决定了一项政策最后能不能持续运作的焦点。 这也是今天重新阅读2014年那篇文章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当年的数据、国际经验与社会条件，形成了当年的判断；如今世界已经多了十多年的实际经验，再讨论同一个问题，自然可以问得更细致。

如果台湾今天谈毒品除罪化，首先就得说清楚是哪些毒品、多少数量，以及警察遇到之后怎么处理；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与MDMA显然不能只用「毒品」两个字全部包在一起。 如果谈的是瑞士式的受管制药物治疗，门槛更高。 哪些人符合资格、在哪里使用、药物能不能带离现场、由谁监督，都需要明确的制度；再往下，就是台湾有没有足够的成瘾治疗、精神医疗与社工量能接手。 而卑诗省的经验还多提醒了一件事：制度不能只设计吸毒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得把社区与公共空间算进去。 这些问题没有哪一个可以靠一句「国外早就在做」回答，而一句「国外已经失败」，其实也回答不了；十二年前，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个理念应不应该尝试，现在手上已经多了十多年的实际经验，问题自然应该问得更细。

政策本来就不是信仰。 新的证据出现，答案跟着改，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