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洋2014年那篇〈柯震东震出我国毒品政策的烂疮〉，讨论「毒品除罪化」，或退一步地主张，在「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 正如笔者前文〈沈伯洋原文讲的不是美沙冬，出征洗版更不是言论自由〉分析，他当年主张中的「毒品」根本不是什么「美沙冬」。 文章既没有出现「美沙冬」三个字，美沙冬也是口服，根本不需要针头。 美沙冬疗法早在2006年就在台湾推行了，根本无需他在2014年再来主张。 他自己当年的句子写得清清楚楚：「如果除罪化太激进，那么至少可以效仿某些国家⋯⋯」。 说明他知道这是台湾没有的东西。

重新强调一次：沈伯洋「社区中心提供毒品」，与「美沙冬疗法」，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政策：前者是在社区中心向成瘾者提供毒品本体与注射针具；后者是在医疗体系内、由医师处方、每日到指定地点服用的替代疗法。 整篇文章的文理和历史脉络都表明，他当年主张的「社区中心提供毒品」，是瑞士等国的海洛因辅助治疗那一路的做法。 即把毒品纳入国家控制，吸毒者可以从「正规途径」获得毒品，于是就不会在地下市场获得，从而减害。 这个思路并不一定错，比如很多国家把娼妓合法化，并没有造成娼妓泛滥。 沈伯洋的主张本身更不可耻，作为一个犯罪学研究者介绍国际上的减害模式、甚至主张引进，是完全正当的学术立场。 问题不在他当年写了什么，而在他现在怎么说。

这是在这件事上，大家对沈伯洋首先的质疑：不是当年的立场对不对，是现在的说法「不够诚实」，偷换概念，指鹿为马。 对此最善意的解释，就是他太健忘了，太忙了，也太懒了，居然不先看看自己当年写了什么。 如果事情停在这里，那只是一次不光彩的闪避。 真正的问题在后面。 偷换概念只是第一步，认知作战才更恐怖。 当他把战场从「社区中心提供毒品」移到「美沙冬疗法」之后，接下来的动作是：指控蒋万安污名化第一线人员、把北市府现行的措施拿来做政治攻防、把意见不同的人打成网军。 这些动作都缺省了一个前提：蒋万安在攻击美沙冬疗法。 然而，蒋万安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这句话。 他当立委时提案支持过美沙冬替代治疗。

就在蒋万安质疑沈伯洋立场的脸书文章中，就有「不要拿美沙冬计划遮掩：医疗单位跟社区中心、私人机构不一样；美沙冬跟毒品针头施打不一样。 」 这个缺省一旦被种下，就开始自己长大。 大半个医界动员起来，去打一个不存在的稻草人。 10月4日凌晨，疾管署长罗一钧在脸书发文，引用研究说明清洁针具与美沙冬的成本效益——每投入一元可省下十九元医疗支出。 前卫福部次长王必胜发声力挺。 毒理专家招名威发文强调，美沙冬不是鼓励吸毒，提供清洁针具也不是鼓励打毒品。 精神科医师吴易澄说，支持减害不等于主张毒品除罪化。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的陈裕雄医师解释，提供清洁针具不等于提供毒品。 还有不少人士投书媒体，详细说明替代治疗的真实面貌。

胸腔外科医师杜承哲发起连署，谴责把毒品减害政策与「纵容犯罪」挂钩；10月4日上午八点二十分已有2267人响应，其中1825人是医护人员，后来突破五千人。 精神科医师张复舜受访时说，蒋万安诋毁了美沙冬疗法，让第一线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愤怒。 这些充满怒火或焦虑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全部在反驳一个没有人提出过的主张。 美沙冬是不是毒品？ 没有人说它是。 清洁针具是不是鼓励吸毒？ 没有人说它是。 减害政策该不该废除？ 没有人提议废除。 蒋万安本人就是美沙冬提案的连署者之一。 这几千名医护人员的愤怒完全值得理解，我认为他们是「真诚相信蒋万安把毒品和美沙冬混为一谈，真的在诋毁美沙冬疗法」的。 他们极大可能都是认知作战的受害者。

连新闻报导都被带偏了 最清楚的证据，不仅仅在脸书留言区，更在新闻稿里。 比如，10月5日，壹苹新闻的一篇报导这样开头：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台北市不应创建提供吸毒者美沙冬与干净针具的社区中心。 同一天，另一些媒体的标题是「美沙冬疗法遭抹黑」。 蒋万安的原话是「毒品」，报导里变成了「美沙冬」。 当一个记者在写导言时，已经自动把「毒品」替换成「美沙冬」，说明那个框架已经覆盖了整个信息环境，连以查证为职业的人，都不再回去看原文了。 这就是认知作战的教科书操作。

把一个对方没有说过的主张，安在对方头上；再动员对这个议题有真实情感投入的群体，去攻击那个不存在的主张；最后让整个信息环境被这个伪造的版本覆盖，搜索和查证原文变成既费力又困难的事。 这套操作的精妙之处在于，沈伯洋没有直接说过「蒋万安说美沙冬是毒品」这句话。 他只需要反复说「我讲的是美沙冬」、「蒋万安在污名化第一线」，剩下的逻辑推论会由愤怒的人自己完成。 而最后的结果是：五十多万则留言、五千人连署、疾管署长凌晨发文、数十位医师专家撰文、多家媒体制作懒人包，全部用来处理一个子虚乌有的指控。 这些时间、注意力和专业能量本来可以用在真正的毒品政策讨论上，新兴毒品在校园如何防范、现有的减害体系有什么缺口、成瘾治疗的量够不够。

这都是沈伯洋在他2014年那篇文章里真正关心的问题。 结果一样都没谈。 更有甚者，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台北市卫生局在清洁针具机台的说明中，特别补上了一句：「如果以领取的针具做出施打毒品等非法行为，仍依法查办、不会获得任何刑法上的豁免权。 」 本来，这套措施实施多年都形成默契。 吸毒者拿针当然是要施打毒品的，固然有这么一条法律，但警察不会执法，因为政府要减低公共传染疾病。 现在加上这句在法律上百分之百正确的「废话」，却严重冲击了长久以来形成的信任和默契。 拿针的人这时不得不犹豫，自己会不会被「依法查办」，阻吓了他们。 这或造成二十年来的公共卫生进步的重大倒退。 而这一句之所以会出现，就是这场争议的产物。

这套措施运作了二十年，本来已经没有人把它和「鼓励吸毒」联系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发针为了防传染病，是公共卫生，不是纵容。 但在这场争议之后，这个链接又被创建起来了。 而最讽刺的是，它是被「反驳它的人」创建起来的：没有人说过「现行减害措施是鼓励吸毒」，可是当几千人连署反对「现行减害措施是鼓励吸毒」这句话、数十位医师撰文澄清这句话、多家媒体做懒人包解释这句话之后，这句话就浮现了。 它从一个没有人提出的主张，变成了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指控。 于是市府不得不先行撇清，而撇清的方式就是在机台上把法律讲到不留余地。 认知作战怎么能对准自己社会 沈伯洋是台湾在认知作战研究上最知名的学者之一，长年研究境外势力如何通过信息操作分化台湾社会。

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制造一个虚假的对立标的、动员群体情绪、让伪造的版本盖过原始信息，这套手法会对一个社会造成什么伤害。 正因为他懂，不但懂其危害，更懂其如何实现，这件事才更不堪。 认知作战之所以被视为威胁，不是因为它会让某一方输掉选举，而是整个社会的混乱、分裂与内耗，随之而来被消耗掉的事实与谎言的界线、专业群体的公信力，以及「认知作战」这个词本身的分量。 当它被用在内部攻防上，就从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退化成一顶双方互扣的帽子。 到那时候，真正的境外操作来了，说出来也不会有人当真。 防御认知作战的人，不该把同一套工具拿来对付自己的社会。 正如沈伯洋自己所言，「我们都是台湾人哦，我们是在竞选这一个台北市的市长」而已。

＊作者旅美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