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洋2014年那篇〈柯震東震出我國毒品政策的爛瘡〉，討論「毒品除罪化」，或退一步地主張，在「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 正如筆者前文〈沈伯洋原文講的不是美沙冬，出征洗版更不是言論自由〉分析，他當年主張中的「毒品」根本不是什麼「美沙冬」。 文章既沒有出現「美沙冬」三個字，美沙冬也是口服，根本不需要針頭。 美沙冬療法早在2006年就在台灣推行了，根本無需他在2014年再來主張。 他自己當年的句子寫得清清楚楚：「如果除罪化太激進，那麼至少可以效仿某些國家⋯⋯」。 說明他知道這是台灣沒有的東西。

重新強調一次：沈伯洋「社區中心提供毒品」，與「美沙冬療法」，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政策：前者是在社區中心向成癮者提供毒品本體與注射針具；後者是在醫療體系內、由醫師處方、每日到指定地點服用的替代療法。 整篇文章的文理和歷史脈絡都表明，他當年主張的「社區中心提供毒品」，是瑞士等國的海洛因輔助治療那一路的做法。 即把毒品納入國家控制，吸毒者可以從「正規途徑」獲得毒品，於是就不會在地下市場獲得，從而減害。 這個思路並不一定錯，比如很多國家把娼妓合法化，並沒有造成娼妓氾濫。 沈伯洋的主張本身更不可恥，作為一個犯罪學研究者介紹國際上的減害模式、甚至主張引進，是完全正當的學術立場。 問題不在他當年寫了什麼，而在他現在怎麼說。

這是在這件事上，大家對沈伯洋首先的質疑：不是當年的立場對不對，是現在的說法「不夠誠實」，偷換概念，指鹿為馬。 對此最善意的解釋，就是他太健忘了，太忙了，也太懶了，居然不先看看自己當年寫了什麼。 如果事情停在這裡，那只是一次不光彩的閃避。 真正的問題在後面。 偷換概念只是第一步，認知作戰才更恐怖。 當他把戰場從「社區中心提供毒品」移到「美沙冬療法」之後，接下來的動作是：指控蔣萬安汙名化第一線人員、把北市府現行的措施拿來做政治攻防、把意見不同的人打成網軍。 這些動作都預設了一個前提：蔣萬安在攻擊美沙冬療法。 然而，蔣萬安從頭到尾沒有說過這句話。 他當立委時提案支持過美沙冬替代治療。

就在蔣萬安質疑沈伯洋立場的臉書文章中，就有「不要拿美沙冬計畫遮掩：醫療單位跟社區中心、私人機構不一樣；美沙冬跟毒品針頭施打不一樣。 」 這個預設一旦被種下，就開始自己長大。 大半個醫界動員起來，去打一個不存在的稻草人。 10月4日凌晨，疾管署長羅一鈞在臉書發文，引用研究說明清潔針具與美沙冬的成本效益——每投入一元可省下十九元醫療支出。 前衛福部次長王必勝發聲力挺。 毒理專家招名威發文強調，美沙冬不是鼓勵吸毒，提供清潔針具也不是鼓勵打毒品。 精神科醫師吳易澄說，支持減害不等於主張毒品除罪化。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的陳裕雄醫師解釋，提供清潔針具不等於提供毒品。 還有不少人士投書媒體，詳細說明替代治療的真實面貌。

胸腔外科醫師杜承哲發起連署，譴責把毒品減害政策與「縱容犯罪」掛鉤；10月4日上午八點二十分已有2267人響應，其中1825人是醫護人員，後來突破五千人。 精神科醫師張復舜受訪時說，蔣萬安詆毀了美沙冬療法，讓第一線工作人員感到非常憤怒。 這些充滿怒火或焦慮的發言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全部在反駁一個沒有人提出過的主張。 美沙冬是不是毒品？ 沒有人說它是。 清潔針具是不是鼓勵吸毒？ 沒有人說它是。 減害政策該不該廢除？ 沒有人提議廢除。 蔣萬安本人就是美沙冬提案的連署者之一。 這幾千名醫護人員的憤怒完全值得理解，我認為他們是「真誠相信蔣萬安把毒品和美沙冬混為一談，真的在詆毀美沙冬療法」的。 他們極大可能都是認知作戰的受害者。

連新聞報導都被帶偏了 最清楚的證據，不僅僅在臉書留言區，更在新聞稿裡。 比如，10月5日，壹蘋新聞的一篇報導這樣開頭：台北市長蔣萬安近日在社群媒體發文表示，台北市不應建立提供吸毒者美沙冬與乾淨針具的社區中心。 同一天，另一些媒體的標題是「美沙冬療法遭抹黑」。 蔣萬安的原話是「毒品」，報導裡變成了「美沙冬」。 當一個記者在寫導言時，已經自動把「毒品」替換成「美沙冬」，說明那個框架已經覆蓋了整個資訊環境，連以查證為職業的人，都不再回去看原文了。 這就是認知作戰的教科書操作。

把一個對方沒有說過的主張，安在對方頭上；再動員對這個議題有真實情感投入的群體，去攻擊那個不存在的主張；最後讓整個資訊環境被這個偽造的版本覆蓋，搜索和查證原文變成既費力又困難的事。 這套操作的精妙之處在於，沈伯洋沒有直接說過「蔣萬安說美沙冬是毒品」這句話。 他只需要反覆說「我講的是美沙冬」、「蔣萬安在汙名化第一線」，剩下的邏輯推論會由憤怒的人自己完成。 而最後的結果是：五十多萬則留言、五千人連署、疾管署長凌晨發文、數十位醫師專家撰文、多家媒體製作懶人包，全部用來處理一個子虛烏有的指控。 這些時間、注意力和專業能量本來可以用在真正的毒品政策討論上，新興毒品在校園如何防範、現有的減害體系有什麼缺口、成癮治療的量夠不夠。

這都是沈伯洋在他2014年那篇文章裡真正關心的問題。 結果一樣都沒談。 更有甚者，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台北市衛生局在清潔針具機台的說明中，特別補上了一句：「如果以領取的針具做出施打毒品等非法行為，仍依法查辦、不會獲得任何刑法上的豁免權。 」 本來，這套措施實施多年都形成默契。 吸毒者拿針當然是要施打毒品的，固然有這麼一條法律，但警察不會執法，因為政府要減低公共傳染疾病。 現在加上這句在法律上百分之百正確的「廢話」，卻嚴重衝擊了長久以來形成的信任和默契。 拿針的人這時不得不猶豫，自己會不會被「依法查辦」，阻嚇了他們。 這或造成二十年來的公共衛生進步的重大倒退。 而這一句之所以會出現，就是這場爭議的產物。

這套措施運作了二十年，本來已經沒有人把它和「鼓勵吸毒」聯繫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發針為了防傳染病，是公共衛生，不是縱容。 但在這場爭議之後，這個連結又被建立起來了。 而最諷刺的是，它是被「反駁它的人」建立起來的：沒有人說過「現行減害措施是鼓勵吸毒」，可是當幾千人連署反對「現行減害措施是鼓勵吸毒」這句話、數十位醫師撰文澄清這句話、多家媒體做懶人包解釋這句話之後，這句話就浮現了。 它從一個沒有人提出的主張，變成了一個全社會都知道的指控。 於是市府不得不先行撇清，而撇清的方式就是在機台上把法律講到不留餘地。 認知作戰怎麼能對準自己社會 沈伯洋是台灣在認知作戰研究上最知名的學者之一，長年研究境外勢力如何透過資訊操作分化台灣社會。

他比絕大多數人都更清楚：製造一個虛假的對立標的、動員群體情緒、讓偽造的版本蓋過原始資訊，這套手法會對一個社會造成什麼傷害。 正因為他懂，不但懂其危害，更懂其如何實現，這件事才更不堪。 認知作戰之所以被視為威脅，不是因為它會讓某一方輸掉選舉，而是整個社會的混亂、分裂與內耗，隨之而來被消耗掉的事實與謊言的界線、專業群體的公信力，以及「認知作戰」這個詞本身的分量。 當它被用在內部攻防上，就從一個需要警惕的現象，退化成一頂雙方互扣的帽子。 到那時候，真正的境外操作來了，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當真。 防禦認知作戰的人，不該把同一套工具拿來對付自己的社會。 正如沈伯洋自己所言，「我們都是台灣人哦，我們是在競選這一個台北市的市長」而已。

＊作者旅美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