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支付工具靠储备利息赚钱，银行与稳定币业者的冲突难以避免。 《CLARITY Act》（数字资产市场明确法案）在2025年7月获众议院通过，并于2026年5月通过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自参院委员会放行后也已接近4个月仍卡在跨党协商，关键争点之一就是稳定币的收益奖励规则，而稳定币收益奖励规则的背后是稳定币业者与银行业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银行业者经营存放款业务，通过资产收益与存款融资成本之间的利差来获利，代价是必须承担信用风险、期限错配、流动性压力、资本要求、存款保险与审慎监理成本。 稳定币业者同样是在赚取利差收益，但是模式上并不相同。 用户把美元换成稳定币，稳定币业者便形成一笔通常不付息但是可按面额赎回的负债。

对应收到的美元，则投资于短期美国国债、回购、政府货币市场基金或银行存款。 只要短天期利率维持高档，稳定币业者就能以零息支付稳定币负债，并通过储备资产赚取利差收益。 这种业务模式，让稳定币业者看起来像一家不放款的狭义银行。 《CLARITY Act》第404条的国会意向，也直接写出了美国立法者在兼顾双方利益上的困难。 一方面，条文承认存款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对美国经济稳健至关重要。 若数字资产服务商向美国客户支付在经济或功能上等同附息银行存款的收益，可能妨碍银行履行其关键金融中介功能。

另一方面，条文也认为支付稳定币是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创新，可以强化美国支付体系与美元主导地位，与支付稳定币有关的活动型奖励，对创新、竞争与消费者采用也很重要。 稳定币业者不能对稳定币持有者直接付息，可是《CLARITY Act》草案容许稳定币业者通过合作伙伴的活动，奖励对稳定币持有者间接付息。 在高利率环境下，这种活动奖励收益往往比银行存款更有吸引力，银行业者因此会失去的不光是零售存款本身，也失去了客户的日常支付纪录以及存款背后的综合性理财业务机会。 另一个矛盾更深层。 第404条主要限制的是美国人取得类存款收益，但美元稳定币的市场从来不是只在美国国内运作。

境外美元存款、跨境贸易结算、离岸美元市场、外国银行在美国通汇行的美元帐户，以及美元稳定币储备，最终都和美国短期国债、回购市场、托管银行与美元清算体系相连。 境外欧洲美元用户若因收益、支付便利或交易需求改持美元稳定币，资金并不会停留在境外。 它可能从美国通汇银行原本承接的境外银行Vostro存款，转为稳定币业者或储备基金在美国银行的集中批发存款，也可能直接流向短期国债、回购或政府货币市场基金。 这不代表美元稳定币的境外需求都会造成美国家庭存款流失。 但是它会重塑全球美元营运余额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集中度、流动性与收入来源。 草案的立法意图希望美元稳定币能强化美元的全球地位，却无法要求美元稳定币的境外扩张结果不影响美国境内的银行业者。

美国的问题不只是银行与加密业者立场不同，美元稳定币的另一大特征是产品、通路与收益模式比各种法律与监管规范还更早形成。 产品先行，监管法规后续追上的行业发展历程也使冲突更难解。 因此，这场冲突的问题内核不是配息，是稳定币这类支付工具余额所形成的储备资产收益该如何分配。 若只禁止稳定币业者直接配息，也无法消除通路伙伴合作发放奖励。 探讨稳定币制度设计时，最常见的作法是把美国的《GENIUS Act》、《CLARITY Act》、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MiCAR）或新加坡的稳定币规则放在一起比较，讨论发行人须持有多少储备、能否付息，以及要取得什么牌照。 但是这个出发点容易让人误以为，稳定币是一种必须从零开始设计监管的新产品。

实际上稳定币可以拆成两门早已存在的业务。 一门是支付业务，另一门是利差业务。 更有意思的地方是稳定币是支付工具，但稳定币业者并不主张自己是支付业者。 稳定币的功能以支付为主，稳定币业者的主要营收来源却集中在利差业务的收益上，这种业务与营收的错配也带给稳定币业者监管规则上的优势。 面对美元稳定币形成的冲突情境，欧洲与中国刚好提供不同的作法可资参考。 前者仍允许私人发行人持有受规范的生息储备，但禁止持币收益，并将部分储备留在银行体系，不能将绝大部分的储备资产都投入短天期国债或是回购市场；后者则更进一步，否定支付平台将客户支付余额视为可自由配置、可赚取市场利差的资本。

欧洲要求稳定币把30%或60%储备放进银行，这样会不会有稳定币业者承担银行信用风险的疑虑？ 稳定币业者的银行存款，本质上是为了因应赎回而持有的无担保批发资金，不是银行可以自由拿去做长期放款的稳定零售存款。 要求部分储备放在银行，可保留以银行货币承接、受流动性规则管理的赎回管道，另一个效果是会压低稳定币业者的储备资产收益。 银行存款不必然完全没有利息，但是对稳定币业者来说，银行存款的报酬通常低于短期国债、回购等短天期资产。 储备资产放在银行的比重越高，储备资产整体收益率也就越低，稳定币业者能拿去做活动奖励跟存款竞争的额度也越低。 中国这边可参考的案例则是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的改革，支付宝这类第三方支付与稳定币当然不是同一种产品。

支付宝的人民币余额主要记录在平台帐本，稳定币是可在公链、交易所与第三方钱包间移转的代币，并可能跨越多个国家与金融市场。 中国的支付改革案例之所以有参考价值，是因为跟稳定币业者在资产负债表与商业模式上刚好有共同结构。 2017年，人民银行开始要求支付机构，按比例将客户备付金交存至指定专用帐户，且交存资金暂不计息，交存资金的初始比例依业务类型与分类评级而异。 人民银行也明确将改革目标链接到防止支付机构挪用、占用客户备付金，并要求支付机构回归支付本业。 后续，中国更逐步提高集中交存比例，最终将客户备付金推进至100%集中存管。 这正好处理了稳定币的业务与营收错配问题。

若业者主张自身产品是支付工具，却主要靠用户暂存的支付资金来投资获利，监管者可以选择从上游限制其将客户资金转化为获取庞大利差收益的投资组合。 然而，中国的作法有代价。 它切断了支付业者原有的储备资产收益，导致中小业者较难承担技术、资安、法遵等支付业务成本，转而依靠商户费、技术费或大型平台的生态系收入来支撑。 集中存管虽然大幅压缩支付业者自行配置客户资金、赚取市场化浮存金利差的空间，促使业者回到支付本业，却也可能提高进入门槛，让支付产业更集中于拥有商户网络、技术能力与其他生态系收入的大型平台。

美元稳定币的优势在于产品、分销通路与全球美元网络的形成先于法律监管规则，但这也使后续立法不再是从零开始设计新制度，而是在既有的稳定币收益模式、银行存款基础与跨境美元体系之间重新分配利益。 美国《CLARITY Act》对收益奖励的争议正说明支付工具、利差业务与清算网络已经装进同一个产品，后续规则很难只靠「禁止配息」就消除与银行、支付业者及其他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 对其他国家而言，借镜美国不等于拷贝美国。 稳定币虽通过区块链分销与转移，内核仍是支付业务与利差业务，稳定币的法规设计应回到这两项业务对应的基本精神，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规则。 ＊作者为加密货币与新金融研究员，本文选自201期台湾银行家杂志，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