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最近因为过去曾主张「把毒品和药品划上等号」，甚至提出「创建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引发社会争议。 面对质疑，沈伯洋及支持者却把焦点拉回「毒品减害」，强调清洁针具、美沙冬等措施的公共卫生功能。 其实真正的争议从来不是「干净针头」本身，而是沈伯洋究竟主张什么样的毒品政策，以及他今天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政策立场说清楚。 台湾早在二○○五年便推动毒品减害计划，包括清洁针具、戒毒转介及相关医疗照护，也通过美沙冬等替代疗法，降低鸦片类药物成瘾者对非法毒品的依赖。 这些政策的内核是降低疾病传播、死亡及其他公共卫生危害，并不代表国家因此放弃对毒品的法律管制。

换句话说，「减害」与「除罪化」本来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减害政策是在毒品仍属非法、国家仍维持管制的前提下，降低使用毒品所造成的次级伤害；除罪化则涉及国家是否要改变对持有、使用等行为的刑事处理方式。 两者可以在政策上产生交集，却不能被故意混成同一件事。 这也是沈伯洋这场争议最值得检验之处。 如果他只是支持清洁针具交换、成瘾治疗与戒毒转介，那么这些政策台湾早已在做，根本不需要把「毒品与药品划上等号」作为论述基础。 沈伯洋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他当年提出的主张，今天还成立吗？ 他是否仍认为毒品与药品应该放在同一政策框架下？ 对于毒品持有与使用的刑事管制，他究竟主张维持、调整，还是走向除罪化？ 这些才是政治人物应该回答的问题。

药物具有医疗用途，并不代表所有具有药理作用的物质都因此失去法律上的「毒品」概念。 吗啡可以是医疗止痛药，滥用时仍可能涉及严格管制；美沙冬可以是成瘾治疗的重要药物，也是在医疗监督下使用。 医疗用途、药理作用与法律上的管制分类，本来就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如果政治人物刻意把这几个概念揉成一团，再用「减害」、「人权」与「公共卫生」包装，让社会误以为反对他的主张就是反对清洁针具、反对成瘾治疗，那就不是政策讨论，而是典型的「概念偷换」。 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伯洋自己过去的论述并非完全否认「除罪化」问题。

既然他知道这是台湾社会高度敏感、争议极大的政策选择，就更有责任在今天把立场讲清楚，而不是面对质疑时，只挑「干净针头」这个最容易获得同情的部分来回答。 政治人物可以改变立场，却不能改变问题。 毒品政策尤其如此。 究竟是维持刑事管制、改采行政处分，或者进一步走向某种形式的除罪化，背后涉及的不只是医疗政策，也牵涉犯罪防制、青少年保护、社会成本、公共秩序以及国家刑罚政策。 这是一场值得公开辩论的重大公共政策，而不是一句「减害」就可以封口。 国际经验也没有简单答案。 葡萄牙自二○○一年起对个人使用毒品与持有采取非刑事化模式，确实在部分公共卫生指针上呈现改善，但这套制度并不等于「毒品合法化」，其成效也不能被简化成单一政策造成。

反过来，美国奥勒冈州二○二○年推动的少量毒品持有非刑事化政策，后来在芬太尼危机、公共秩序与成瘾问题等背景下遭遇巨大政治反弹，州政府并于二○二四年撤回部分内核措施。 这些经验真正告诉我们的，不是「除罪化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而是毒品政策没有任何一句口号可以包办。 因此，沈伯洋如果支持更进一步的「毒品除罪化」，完全可以公开主张，也应该接受选民检验；如果他现在已经不支持，那么也应该清楚说明，自己的政策立场与十多年前究竟有何不同。 最不可取的，恰恰是第三种做法：把「减害」当成「政治遮羞布」，把「干净针头」当成「烟雾弹」，却去避谈真正具有争议性的「除罪化」问题。 对一个准备竞逐台北市长的人而言，这不只是毒品政策问题，更是政治诚信问题。

台北市民需要知道的，不是沈伯洋会不会支持一支干净针头，而是当他掌握更大的公共权力后，究竟准备用什么样的法律与政策处理「毒品问题」。 所以，与其继续让政党与网军围绕一支针头互相攻防，不如把问题摊在阳光下：台北要不要在各社区中心发放毒品与干净针头？ 台湾要不要走向毒品除罪化？ 沈伯洋到底支持还是不支持？ 这个问题，才值得台北市民在投票之前得到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芝加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