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贸正经历重大变化。 台湾企业走向世界的脚步加快，两岸距离却愈来愈远。 然而两岸经贸不只是进出口与投资统计，更涉及跨海设厂的企业、往返工作的员工及分居两岸的家庭，是多年经营与生活累积的关系。 面对市场与政治环境的剧变，台湾须重新思考如何兼顾发展、安全与既有往来。 出口市场比重的消长，呈现了台湾对外经贸重心的转移。 2026年前8个月，台湾对美国出口1803亿美元，占总出口31.4%；对中国大陆（含香港）出口1395亿美元，占24.3%；对东协出口1151亿美元，占20.0%。 2020年全年对中国大陆（含香港）出口1515亿美元，占43.9%；对美国出口约506亿美元，占14.6%；对东协出口约532亿美元，占15.4%。

三个市场出口都在成长，但结构有明显变化。 美国重要性大幅提高、东协角色扩大，中国大陆的分量则显著下降。 这并非将销往中国大陆的产品直接改卖美国。 AI带动美国对服务器及资通信产品的需求；中国大陆与香港仍是电子零组件的重要市场；东南亚则承担更多生产与组装功能。 不同市场对应不同产品与供应链环节，也彼此相连。 若只看出口目的地消长，容易忽略企业正重新配置产能、客户与合作关系，同时承受不同市场的政策风险。 投资流向转变更为鲜明。 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从2010年的83.8%，降至2016年的44.4%、2020年的33.3%；2026年前8个月更降至约1.05%，仅有6.6亿美元。

台积电今年增资美国200亿美元，固然推高整体对外投资金额，压低对陆投资占比，但对陆添加投资金额持续大幅减少，显示这不只是大型投资案造成的比重变动，更反映台湾海外投资已由集中于中国大陆，转向全球多元布局。 然而添加投资减少，不代表既有事业的重要性消失。 自1991年以来，台商对中国大陆累计核准投资超过2100亿美元。 多年创建的工厂、员工、客户与供应链，不会因添加投资下降而消失。 企业即使不再扩厂，仍须维持营运。 政策若只关注投资流量，可能低估既有事业的调整需求。 目前课题已转向保障投资权益、保护技术，并协助企业调整全球布局。 中国大陆对台湾企业的角色也更复杂。

它仍是部分产业的重要市场、客户与生产据点；在另一些产业，当地企业已成为直接竞争者，并随海外布局进入第三地市场。 台商须判断哪些产品仍具竞争力、哪些合作值得维持、哪些技术必须保护，以及当客户成为竞争者时，业务如何调整。 这些问题难以用单一立场概括。 过去常把「交流」与「避险」视为对立：支持交流，似乎不该强调风险；重视风险，仿佛只能减少往来，这种二选一已不足以回应企业现实。 企业关心订单能否延续、技术能否受到保护、产品能否符合规范，以及政治紧张时供应链能否运作。 交流与避险应共同回应这些需求，让企业维持合作，也能承受变动。 避险不只是分散市场或转移产地。

即使改在第三地组装，关键零组件若仍依赖单一来源，风险并未真正分散；订单转向美国，也须面对当地政策与客户要求的变动。 企业应盘点技术、材料、产能与客户，针对难以替代的环节创建备援。 避险是否有效，关键在于环境变动时，能否持续营运与交货。 政府也须正视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差异。 大型企业能在多国设厂，配置法务与供应链团队；中小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理解新市场规范，都可能需要协助。 政府应提供及时可用的市场与法规信息，协助保护技术、处理投资争议，支持厂商开拓替代客户与供应来源。 整体出口成长，未必代表各产业都能顺利转型；投资流向改变，也不会消除个别企业的调整成本。 必要的两岸沟通仍有实际意义。

政治分歧不会因经贸往来自然消失，企业营运、投资权益与人民往返需求，也不会因政治紧张而消失。 沟通的价值，在于信息能否取得、问题能否反映、争议能否处理。 对仍在两岸工作与经营的人而言，稳定且可运作的联系管道，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保障权益。 两岸经贸条件已改变，台湾的思考也须更新。 知中，是掌握中国大陆市场、产业与政策变化，辨认合作空间与竞争压力；避险，是找出难以替代的环节，创建备援、增加选择；交流，是让既有往来保有反映问题、处理争议的管道。 三者相互配合，才能维护自身利益。 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让台湾在市场重组与政治紧张中，仍能自主决定与谁合作、在哪里投资，以及如何保护技术与人民。

企业需要调整时有能力转身，既有事业遭遇困难时有资源协助，两岸出现争议时有管道处理。 兼顾安全、发展与人的处境，才能让两岸经贸调整更务实，让台湾走向世界的步伐更稳健。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禾流论坛》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