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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长年活跃于日本职业棒球界的张本勋(韩名:张勋)于9月9日逝世,享年86岁。 以「安打制造机」闻名的张本,是日职棒(NPB)唯一位生涯累计3000支安打的球员,也是生涯安打数的NPB纪录保持者。 此外,他曾16度在单季打击率达到3成,为史上最多;连续9年打击率3成,则创下史上最长的NPB纪录。 对日职棒球迷而言,他是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名将。 留下众多辉煌纪录的张本,作为一名原为在日韩国人第二代的棒球选手,不仅在日本棒球界,在韩国也同样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物。 在民族歧视盛行的年代,一名在极度贫困中成长的在日韩国人二世少年,最终成为代表日本职棒界的球星并大放异彩。 这样的成功故事令韩国民众深受感动,也是可以想见的。
1990年代某一年,我在首尔一家餐馆里看到电视正在转播棒球比赛。 主播说着「장훈씨(张勋先生)」,我便朝电视看去,原来张本坐在解说席上,用韩语与主播对话。 我不太擅长韩语,因此无法判断他的文法或措辞等细节,但他虽带些日本口音,韩语却相当流利,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听说他的韩语是在与身为在日第一代的母亲交谈中磨练出来的,我也就恍然大悟。 果然,母亲的影响是巨大的。 据悉,张本晚年致力于通过媒体、演讲等方式,向世人传述自己幼年时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 1945年8月6日,5岁的张本在距离爆心约2公里的广岛市住家遭到原爆波及。 他大6岁的姊姊在靠近爆心地的地方遭受全身严重烧伤,几天后死亡。 母亲也因玻璃碎片刺入身体而受到重伤。
张本少年在原爆之后,也亲眼目睹了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们,以及因酷热而跳入排水沟的人们等惨烈景象。 然而,由于这些对家人而言过于痛苦的记忆与悲伤,张本在现役球员时期很少谈及原爆受害的经历。 据说,战后的日本也曾存在针对原爆受害者的无端歧视。 张本直到约2005年才开始打破沉默。 据说,当时他在电视上看到街头采访中,年轻一代对战争漠不关心的样子,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为了避免这段悲惨的历史与经历被人遗忘,他决定开始讲述自己的被爆经历。 一位在职业棒球界留下众多纪录的名将,通过多年来首次公开自己一直封存的被爆经历,使许多人重新感受到战争与原爆的悲惨。 此后,张本作为「最后的传承者」,持续呼吁绝不能再次发生战争。
9年前,他接受NHK采访时曾说:「(每到夏天,我)一定会想起原子弹投下时的情景。 虽然已经过了70多年,战争结束了,但对我们这些被爆者而言,战争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所以每到8月,真的会有很难受的感觉。 6日和9日,广岛和长崎都遭到了原子弹轰炸。 」 张本勋(前)与高木公男,摄于1959年。 (维基百科) 原爆慰灵式典究竟是为了谁? 8月6日的广岛,以及9日的长崎,被美军投下的原子弹所造成的惨剧,成为战后日本人巨大的创伤。 电影《奥本海默》在日本国内引发各种讨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广岛与长崎的惨剧,当然不能成为日本军在二战期间于亚洲各国、南洋以及冲绳等地犯下种种暴行的免罪符。
然而,美军以残酷武器大量屠杀无辜非战斗人员的非人道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被正当化。 在日本,每年迎接8月后,直到8月15日的「终战纪念日」前后,纪念1945年结束战争的各种活动接连举行。 8月6日与9日,广岛与长崎也持续举行仪式,悼念原爆牺牲者并祈求和平。 即使在今天,社会上仍有人谈论历史记忆逐渐淡化以及整体社会右倾化的问题,但这项传统仍持续不断。 话说回来,今年长崎也如往年一样,于8月9日举行悼念原爆牺牲者的和平祈念式典。 本应排除政治考量、悼念牺牲者并祈求和平的典礼,却因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处长李逸洋不满长崎市方面安排的座位配置,并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不出席,而意外地将台海两岸之间的对立带入了典礼现场。
李逸洋批评长崎市「亲中」,「听从中国的意向」,并指责长崎市:「没有察觉自己的错误决定,已成为中国对台湾所发动的法律战的帮凶,也就是成为中国主张『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没有主权,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工具。 」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网站「台日交流」栏目于8月10日刊载的《关于长崎原爆和平祈念式典之声明》,则详细介绍了李逸洋方面的主张。 另一方面,长崎市方面则说明:「在长崎市主办的典礼中,台湾并非正式邀请及通知的对象;但因台湾方面强烈希望参加,因此长崎市准备了座位。 」长崎市并进一步表示:「此次座位配置并非基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歧视台湾,而是依照外交惯例及日本外务省的名单进行安排。 」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以下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爆投下80周年,台湾当局代表得以出席 台湾当局相关人士开始出现在广岛市与长崎市的慰灵式典,是从2025年开始。 不过,两市接受台湾方面参加的经过及背景,各有不同。 广岛市将原爆投下80周年的2025年定位为「祈愿废除核武器与世界和平之年」,并将过去的「邀请」方式改为「理解典礼宗旨、希望参加者请联系」的方式。 如此一来,即使是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也能派遣代表参加。 李逸洋今年8月6日也以世界121个「国家与地区」代表之一的身分,出席了广岛的典礼。 另一方面,长崎市在2025年除了原本只通知「在日本设有驻日使馆的国家」之外,也决定向在联合国设有代表处的国家与地区发出通知。
然而,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既没有驻日使馆,在联合国也没有代表处,因此最初并不在台湾当局的通知对象之列。 其后,台湾方面向长崎市表达参加典礼的意愿,长崎市接受了这项要求,从而为台湾当局相关人士参加典礼打开了道路。 2025年长崎市接受台湾当局参加典礼的要求,背后同样存在原爆投下80周年这一特殊背景。 长崎市回归典礼原本「悼念原爆牺牲者、祈求世界永久和平」的目的,提出让尽可能多的国家与地区代表,不分国界与思想差异,都能参加典礼的方针。 换言之,主办方将「是否存在外交关系」与「是否能够参加和平典礼」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 允许台湾当局相关人士参加和平纪念式典,与「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此外,自广岛与长崎两市开始允许台湾当局相关人士出席典礼后,北京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连续两年缺席相关典礼。 北京方面并未说明缺席理由,但据报导,北京政府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台湾当局相关人士同席,从而向外界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容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错误印象」。 北京政府将台湾问题定位为涉及主权与领土的「内核利益中的内核」,在这个问题上根本都不存在让步或妥协的可能。 2026年8月9日,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人们为原子弹爆炸81周年默哀。
(美联社) 「中国」定义中所见的狡辩和诡辩 李逸洋针对长崎和平祈念式典的座位安排,批评长崎市「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与尊严」,并指责「长崎市屈服于中国的意向,矮化台湾的国家地位,侮辱台湾的尊严」。 他还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中国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而台湾的中华民国比中国更早建国,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 然而,这套论述中混入了多个刻意将「中国」一词的定义模糊化的狡辩和诡辩。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要理解问题的本质,却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因此在此简单整理一下。 首先,「台湾」是一个地名,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以「台湾」为国名的主权独立国家。
(甲午战争后,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势力曾自称「台湾民主国」,但未获任何国家承认,仅存在数个月便告消灭。 ) 李逸洋等人特别加上一句「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然后主张「中国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 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有任何一天实际统治过台湾。 那么,正如李逸洋等人所主张的,「中国」是否可以被限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日本战败至今,台湾从未有一天脱离「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 那么,实际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难道就不是「中国(China)」吗? 李逸洋表示:「台湾的中华民国比中国更早建国,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 日本战败后,当时的「中国」,也就是经历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其执政权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争夺。 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将国民党政权逐出中国大陆,并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中华民国」衍生而出的政权。 这也正是李登辉政权时期,台湾当局一再主张「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原因。 李逸洋等人没有明确定义「中国」,却主张「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只不过是根据民进党政权的主观认知与愿望进行偷换概念的诡辩而已。 「中华民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日中关系的变迁来理解。
1952年,日本政府与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签署《中日和平条约》(日华和平条约),在法理上意味着日本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正因如此,1972年日本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外交关系时,才被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 此后,日本政府不再给予「中华民国」政府政治承认,双方也不存在外交关系。 一位熟悉台湾情势的日本学者指出:「民进党政权刻意向台湾内部散播一种幻想,仿佛台湾与日本之间存在类似外交关系的关系。 日本方面在与北京政府的对立日益加深之际,对民进党政权采取较为融和的态度,也成为助长台湾方面这种幻想的因素之一。 」 驻日代表李逸洋抗议长崎的不当安排而拒绝出席原爆纪念活动。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 投资与捐款是「有附带条件」的吗?
李逸洋针对长崎市的处理方式表示,这是「台湾多年来参与日本各种中央或地方层级活动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件」。 看来,他对长崎市没有采取与广岛市相同的待遇感到不满。 然而,若按照地方自治的原则,只要长崎市的决定没有抵触中央政府的权限,那么长崎市自行作出判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民进党政权一直对高市政权抱有很高期待。 长崎市市长在「非核三原则」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与高市等人有所不同,因此或许也并不忌讳将批评矛头指向长崎市。 然而,外交是中央政府的专属权限。 即使在高市政权之下,日本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也没有改变。 既然长崎市已说明「是依据外务省的名单」进行安排,那么只指责长崎市,难道不是找错了对象吗?
李逸洋还表示,「台积电(TSMC)熊本工厂的投资,将在10年间为九州地区带来23兆日圆的经济效益,长崎市也将从中受益;此外,继东日本大震灾、能登地震之后,台湾的捐款金额再次位居全球之首,即使这次熊本地震,台湾各地也积极展开捐款与援助活动」。 除此之外,他还枚举台湾高额的股票总市值与经济成长率,强调世界无法忽视台湾的存在与价值,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的硬件制造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他又提到访日台湾旅客的人数及消费金额之高,要求长崎市正视「台日之间深厚的友谊纽带」,「不应迎合威胁台湾的中国」。
除此之外,李逸洋还指出:「如今正在扩大核武器开发计划的正是中国,这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频繁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已成为引发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 在此基础上,他表示:「长崎和平祈念式典呼吁『废除核武器』与『实现永久和平』,但这两项要求正是应该向中国提出的。 长崎市接受中国的意向,反过来贬低追求和平、对日本友好的台湾,令人极为遗憾与失望。 」 在李逸洋发表上述声明后,日本国内也出现大量网络留言,尤其是对台湾抱持友善态度的网民,全面支持李逸洋等台湾当局方面的说法,同时反过来批评长崎市的处理方式。
其中甚至有人以「对在东日本大地震等灾害发生时捐出巨额款项的台湾而言,这是一种失礼」为由,进一步向台湾为「长崎市的失礼」道歉。 李逸洋在8月10日于社群媒体上写道:「从Facebook上的反应来看,8成以上的人支持我的决定。 」毫无疑问,台湾当局周边确实收到了大量支持的声音。 如今的日本社会,整体而言对台湾的好感度相当高。 然而,在那些高声呼喊「日台友好」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对中共政权以及「中国人」抱持反感,而过度偏袒「抗拒中国威胁的台湾」。 对这些人而言,其真正关注的内核未必是台湾本身。 从整体浏览网络上的留言可以看到,对于长崎市「依照外务省标准处理」的说明,也有一定数量的网民表示理解与支持。
实际上,也有熟悉原爆受害地区的人士,针对李逸洋的发言表达强烈的不解与不快,例如:「你以为自己是谁? 实在太失礼了。 」以及「如果参加的目的不是慰灵,那就不要来。 台湾到底想做什么? 」等等。 的确,从日本方面来看,台积电对日本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台湾方面提供的灾害援助捐款,以及大量访日旅客所带来的旺盛消费,都是「值得感谢」的事情。 同样地,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壮大所产生的疑虑,也确实存在。 然而,如果回到慰灵祭「悼念牺牲者、祈求和平」这一本来目的,那么从这份声明中,除了感受到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气息——仿佛在带着施恩的口吻,逐一枚举「过去曾经给予的恩惠」,并要求对方知恩图报之外,是否还能感受到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这种态度甚至不惜对主办方的言行,进而对整个慰灵祭应有的方式,颐指气使地加以说教。 日本方面也有人以「巨额捐款」等理由来呼吁「日台友好」。 然而,这类说法是否也会让人联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没有「巨额捐款」等因素,「日台友好」就无法成立,最终变成「金钱一断,关系也就断了」? 邻国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应该是这种样子。 对台湾当局将两岸问题带入原爆慰灵式典的违和感 驻日代表通过社群媒体发表的言论,与其视为李逸洋个人的判断,不如认为其反映了台湾当局的意向,恐怕更为自然。 那么,台湾当局为何要在这个时机发表这样的声明? 一种看法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迎接11月的地方统一选举,营造「抗中保台」的形象,借此创造对民进党政权多少有利的政治氛围。
事实上,围绕长崎慰灵式典所发生的事,在台湾内部也受到高度关注,报导呈现正反两面的意见。 主要而言,民进党支持者支持李逸洋的言行;另一方面,以在野党支持者为主,也出现了担心此事对日台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的声音。 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台湾当局可能是刻意营造「台湾受到中国欺负」的形象,以博取日本方面的同情。 考虑到部分台湾支持者公开表示支持李逸洋的发文,并痛骂长崎市与北京政府,可以说台湾当局的盘算确实达到了某种效果。 假如台湾当局是在「其参与资格已获承认的国际会议等场合中遭到不当排斥」,那么这种抗议或许还有一定道理。
然而,从在神圣的原爆牺牲者慰灵式典上制造风波这一行为来看,笔者不得不怀疑,这是否反映出部分台湾民众既无法理解原爆灾难给日本社会带来的伤痛,甚至在内心深处还存在着轻视日本的心态。 最近,笔者知道了一个「被害者Cosplay」的说法。 据说,这是一个源自韩语的新造词,意思是「实际上并非受害者的人,却装作受害者,以此获取利益」。 在台湾,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戒严令解除以前的「白色恐怖(清剿共产主义者)」问题逐渐受到关注。 据说,民进党将当年国民党政权对「红色分子」的清剿,重新诠释为「国民党迫害台湾人」,并通过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台湾人的代表」,逐步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
例如,对于发生在日本战败后不久的1947年、造成大规模军民冲突的「二二八事件」,民进党一直宣称,由于蒋介石与国民党进行镇压,造成一万多人、甚至数万人死亡。 通过持续激起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感,就更容易强化自身政党的道德正当性与凝聚力。 然而,关于事件的死亡人数,一些受害者家属及研究者经过仔细检验各种数据后,提出实际人数约为800至1100人的数字,并呼吁重新查看民进党政权所采用的数字。 但是,在「被害者Cosplay」为民进党带来巨大政治利益的现实下,对民进党而言,事件牺牲者的人数是否是「越多越有利」? 历史事实与事件真相似乎已不再受到重视。
此外,对于「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中,有相当多人实际上是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实现中国统一的共产党相关人士这一事实,民进党政权也没有正面面对。 「被害者Cosplay」的受益者 如果按照过去「被害者Cosplay」的模式来理解,长崎这起事件是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刻意营造「被中国欺负、可怜的台湾」形象的政治演出? 如此一来,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李逸洋认为,慰灵式典上的座位顺序等问题,涉及「国家的威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一点对北京政府而言也是一样。 自2016年民进党政权上台以来,北京政府认定台湾当局已转向分离独立路线,因此大幅加强对台湾当局的施压与限制。 结果,台湾所面临的周边环境一年比一年严峻。 然而,这是另一回事。
长崎的典礼是一个庄严的场合,目的在于悼念原爆牺牲者,并抚慰幸存者与遗族。 李逸洋的行为,就好比闯进别人家的葬礼或法事,然后因为不满上香的顺序或花圈摆放的位置而大吵大闹。 还是说,李逸洋等人沉迷于「被害者Cosplay」,以至于连自己的「失礼」都没有察觉?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那些谴责「长崎市对台湾失礼」的日本支持者,对于「台湾方面将政治问题带入悼念自身同胞牺牲者的场合」这种失礼行为,却选择视而不见。 如果是真正的朋友,难道不应该告诉台湾方面,并劝阻这种行为吗? 因为这类行径最终可能损害台湾的形象与信誉,使台湾今后被视为「难以相处的麻烦制造者」而遭到疏远。
另外,笔者向台北方面熟悉对日关系的人士确认后得知,日本方面对李逸洋此次的言行感到困惑,也没有掩饰其不快。 说到这里,笔者想起了1982年出版的一本书《被宠坏的朝鲜——金日成主义与日本》(和田洋一、林诚宏合著)。 这本书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查看战后日本的左派势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日成主义」及其政治体制过度宽容、缺乏批判性检验的现象,也就是所谓「宠坏」朝鲜的问题。 在当时,「北韩性善说」般的氛围支配着左派言论人士,这样的论述可谓相当震撼。 如今,日本方面对台湾的看法,似乎也受到一种近似「台湾性善说」的情绪所支配,也就是对台湾抱持高度好感与同情。
其背后,是过去30年来,随着日本相对衰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日本对中共和中国大陆的负面情绪逐步升高,而与此几乎同步的,是日本社会对台湾的好感与期待不断增加。 李登辉、蔡英文、赖清德等台湾方面人士,为了拉拢日本,持续有系统地向日本展开友善宣传。 事实上,与韩国及北京政府不同,台湾方面并未追究日本殖民统治或战争责任等问题,这种态度想必确实让日本方面部分人士产生了安心感与亲近感。 然而,这是否也同时导致部分日本人产生了「误解」,甚至到了「宠坏」台湾的程度?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初期,日本充斥着大力赞扬台湾当局防疫措施的评论。
防疫措施后来失败之后,当初大量发表正面评论的人当中,许多人便沉默了;但给人的印象是,对于防疫措施失败的背景,几乎没有任何深入追究或检讨。 「被宠坏的台湾」是否因此逐渐产生一种潜在意识,认为只要面对的是对台湾抱持好感的日本,即使做出近似轻蔑原爆牺牲者的行为,也会被日本方面视而不见? 假如日本与台湾双方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彼此依赖、彼此宠溺」的畸形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逐渐成为常态,最终导致双方关系产生扭曲,那岂不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最后,再谈一次张本勋。 张本在退出现役之后,曾几次谈到在日韩国人所遭受的民族歧视,以及原爆被害者所受到的歧视。
张本对于在日本社会中,身为在日韩国人所经历的受歧视经验,拥有非常明确的记忆,但他似乎并没有把这些经历当成解释自己整个人生的唯一原理。 至少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的,并不是创建在受害者意识上的「怨恨」。 据说,张本谈到日韩两国的对立时,也曾说过:「彼此该退让的地方,就各自退让一些比较好。 」至少从他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并不是煽动民族间的对立,而是始终强调不要再次重蹈战争与歧视的覆辙。 日韩两国有许多人愿意聆听张本的话,背后或许正是因为他所展现出的某种「强韧」——那是一种只有超越受害者意识的人才能拥有的力量,与「被害者Cosplay」所具有的卑劣,完全是不同层次的东西。 *作者为日本资深媒体人,旅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