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德．萨德(Gad Saad) 一路以来我的许多学术研究，往大了说，都位于演化心理学与人类行为的交叉点，而往小了讲，则是聚焦于消费者行为(cf., Saad 2007, 2011, 2013, 2017, 2020a, 2021; Saad and Gill 2000;Saad and Stenstrom 2012; Saad and Vongas 2009)。 相对于我在自然科学界的同事都已心无罣碍地接受了人类心灵的形塑是基于自然选择与性选择这两股力量的事实，但放眼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同僚，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依照后者的看法，生物学在解释所有物种的行为时都具有关键作用，唯有一个物种例外，那就是智人(Homo sapiens)，兰尼与塔努科斯(Ranney and Thanukos 2011)给了这种人类例外论一个名字，叫作「人类迟疑效应」(human reticence effect)。 由此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遭遇了来自各式学者的强烈敌意，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后现代主义者、激进女性主义者、文化相对主义者与社会建构论者，而其原因不外乎演化生物学与演化心理学的基础性原理，抵触了这些阵营奉为准宗教启示的真理。

每当有演化心理学者主张人类因共享的生物学遗产而具有某些普遍真理时，后现代主义便会将之视为对他们的攻击，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宣称世间压根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所有知识都显然受到主观性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所制约。 当同一名演化心理学家提出先天的性别差异源自各自特有的演化力量时，激进女性主义者便会当场坐不住。 须知她们在女性研究系所中所获得的训练是两性之所以不同，完全出于性别歧视式的社会化过程。 若一位持演化观点的哲学家主张存在绝对且普遍的道德原则，文化相对主义者便会跳脚，并反驳说将一套普遍的道德规范强加于特定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 毕竟，文化相对主义者会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判定割除五岁女孩阴蒂这件事可或不可接受？

」而如果你像我一样在研究(Saad 2017)中向社会建构论者解释性别化的玩具偏好并非源自父母带有性别歧视或父权心态的恣意塑造，那他们便会因为我所谓的「生物决定论」(话说担心这种事情根本莫名其妙)而感到被冒犯。 在成为博士的训练中，我师承行为决策理论的框架之下，该框架探讨的是人类如何偏离理性选择的公理(相关研究的概述见Kahneman 2011)。 由此我非常熟悉当人类的行为与古典经济学家设置的理性基准并列时，人们可能会如何表现出非理性行为。 譬如传递性公理指出，若某人偏好产品A胜于产品B，又偏好产品B胜于产品C，那么她必然也(通过传递性)偏好产品A胜于产品C。

万一她没能展现出这种偏好顺序，那就代表着某种公理层级的非理性(Tversky 1969)。 唯身在学术界，我在三十余年的教授生涯中所目击的那些非理性，却无法用出自公理理性的原则加以说明。 既然如此，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也不缺聪明才智的同事，竟会产生并散播前一段所提到的那些荒诞观点，又该做何解释呢？ 为了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框架能让我解释何以如此多我的同事，会去拥护那些真正反理性、反现实、反科学的观点。 作为一名演化行为科学家，我对比较心理学这个领域相当熟悉，也知道该领域通过在多个物种之间比对某一现象，探究人类认知的起源(关于如何在消费者研究中运用比较心理学，参见Morwitz 2014)。

换句话说，人若想探究某项行为的演化印记，跨物种的比较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翻遍庞大的动物研究文献，并很快确定了神经寄生学，就是我可以用来解释那些非理性观点如何产生与扩散的相关理论架构。 动物界在众多生物分类群中，都充满了无数寄生者与宿主之间的交互(Poulin and Morand2000)。 寄生者为此演化出了各式寄生策略的选择，包括牠们最终寄生于哪个器官。 以寄生性绦虫为例，牠寄生在宿主的肠道内。 而神经寄生者则不同，牠选择宿主的大脑为其最终的寄生目标。

不胜枚举的亲身示范，让我们看到动物会从事某些不利于自身存续，但却可以让脑中的神经寄生者受益的行为(cf. McAuliffe 2016; Moore 2002)。 陆生木蟋蟀照讲不谙水性，但大脑被某种线虫寄生后，牠们却会欣然跃入水中来了结自我。 须知这种线虫必须在水中完成其生殖循环，因此牠会调整倒楣的木蟋蟀的行为，使之切合自身的利益(Sanchez et al. 2008)。

在《寄生心智：感染性观念如何扼杀常识》(The Parasitic Mind: How Infectious Ideas Are Killing Common Sense)一书中(Saad 2020b)，我主张大学正是所有寄生性观念病原体的始作俑者，而这些病原已将西方推入非理性的黑暗深渊，使其深陷于一场死亡螺旋。 尤其我主张人类心智不仅能被真正的大脑蠕虫寄生(如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见Flegr 2007)，它也可能沦为意识形态狂热的宿主。

以此角度观之，后现代主义、身分政治，名为DEI的邪教(多元、平等与共融)，连同其对任人唯贤精神的否定、文化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激进女性主义、生物恐惧症(biophobia，即害怕以生物学原理解释人类行为)、政治正确、批判性种族理论、缺乏政治与智识多样性的回音室(学术界常见)、在受迫害妄想中高潮的文化与永无止境被冒犯的情绪，以及一种受文化自我厌恶与存在性自我鞭笞吸引的进步主义倾向，全都充当着寄生性观念的病原体，在摧毁着人类进行思辨的能力。 寄生性观念─加拿大视角 自《寄生心智》一书于二○二○年问世以来，我必须很遗憾地指出整体学术界，尤其是放眼加拿大的大学，情况并未有所改善。

滑铁卢大学作为加拿大一所以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程著称，享誉在外的学府，近期在其谢里登计算机科学学院(Cherito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上公开了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第一级加拿大研究讲座(Tier 1 Canada Research Chairs)的两个开缺。 以下是其网站上刊载的原始征聘公告(粗体字为原文所有)： 职位一，人工智能的所有领域。 本次征聘仅限资格符合且自我认同为女性、跨性别、性别流动、非二元性别，或双灵之个人申请。 职位二，计算机科学的所有领域。

本次征聘仅限资格符合且自我认同为种族化少数族群成员之个人申请。 我的大学学历是麦基尔大学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士。 我曾跟随蒙提．纽伯恩(Monty Newborn)教授学习人工智能，他是人工智能在西洋棋领域(例如深蓝)的世界级专家。 我时并不晓得若我的教授是非二元性别或双灵，我对人工智能的理解能力本可以有大幅长进。 在我长长的大学生涯中，最为令我敬畏且印象深刻的课程，是由德尼．泰里安(Denis Therien)教授所开设的形式语言。 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天才与他在图灵机上的研究令我深感费解而惊叹，其洞见的智识深度，已濒临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

图灵无疑是二十世纪的杰出思想家，但依照滑铁卢大学此次的征聘公告，他申请这两个职缺都会被拒于门外。 图灵是同性恋，但他并不是女性、跨性别、性别流动、非二元性别、双灵，或被种族化的少数族群成员。 他「受苦」于自己是白人男性，因此很抱歉，图灵博士，这里不需要你。 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加拿大的即景。

不甘落于滑铁卢大学那种寄生式的意识形态狂热之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作为加拿大的另一所顶尖大学，也针对牙医学院口腔癌研究领域发布了第一级加拿大研究讲座的征聘公告，且该公告也明确指出只有特定申请者，会被纳入这项极具声望的教授职缺考量： ……遴选将仅限于下列的联邦指定群体成员：身心障碍者、原住民族、被种族化之族 群、女性，以及性别认同受边缘化之群体。 目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身心障碍者的代表性上存在缺口。 在此问题改善之前，凡自我认定有身心障碍的申请者，其姓名将单独提供给遴选委员会，以便委员会遵循优先聘雇策略。 ​《当DEI走向极端，政治正确如何改变世界》书封。

＊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M. Krauss），起源计划基金会（The Origins Project Foundation）主席、加拿大言论自由联盟（Free Speech Union）主席、葛斯华制作公司（Gus What Productions）首席执行官，以及《起源播客》（The Origins Podcast）的主持人。 本文选自作者编着《当DEI走向极端，政治正确如何改变世界：22位杰出学者联手，为了真正的科学而战！ 》（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