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周玉蔻、蔡玉真在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期间，通过政论节目与社群平台，指为蒋万安父亲、前外交部长蒋孝严「晶华饭店绯闻案」女主角的中国小姐张淑娟，跪下去了！ 如果今天还只把这件事称为一场「乌龙爆料」，恐怕已经太过轻描淡写。 高院二审认定，两人身为资深媒体工作者，本应善尽查证义务，却以时间错置、信息拼凑、扭曲脉络等方式散播不实或未经合理查证的内容；公诉检察官在二审更直指「本案恶性重大」，认为两人利用政论节目与社群平台持续散布不实消息。 这不是一句话说错，也不是消息来源出错后立即更正的普通新闻事故，而是有铺陈、有预告、有持续传播，最后把一个原本与选举毫无关系的女人，硬生生拖进政治攻防。

周玉蔻是我的媒体前辈，我自己也曾经在新闻圈长期工作过，所以写这篇文章不是针对她这个人，更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而落井下石。 今天换成任何一位媒体人做出同样的事，我都应该用同一把尺。 我只想对事不对人，也想请法官先不要急着翻阅所谓的「量刑行情」，而是把这个案件一层一层放上司法的天平。 先看传播者是谁。 周玉蔻不是一名普通网友，而是具有数十年媒体资历、全国知名度，拥有电视节目、社群平台与新闻议题设置能力的资深媒体人。 一般人在巷口说一句话，也许只有几个人听见；知名媒体人在全国性政论节目中一句话出去，几个小时之内就可能通过电视、网站、社群与新闻转载传遍全台。 两者最后即使适用相同罪名，造成的社会伤害怎么可能完全一样？ 再看被害人是谁。

张淑娟不是一个毫无社会辨识度的素人。 她是当年的中国小姐，做过空服员，也曾担任电视主持人及体育主播，在那个年代具有相当知名度，只是后来逐渐退出萤光幕、生活趋于低调。 正因如此，一旦她的姓名被重新点出，过去照片、选美经历、工作背景立即全部被翻出来，「张淑娟」三个字迅速和「晶华」「蒋孝严」「滚床单」绑在一起。 这不是说名人的名誉比一般人更值钱，而是被害人具有高度可辨识度时，不实言论所产生的扩散速度、社会联想与实际人格损害，本来就可能更为严重。 量刑如果讲究个案，怎能只看被告做了什么，而不看这一刀究竟砍在谁身上、伤口有多深？ 第三层，是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责任。 媒体享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发言平台，自然也必须负担更高的查证义务。

媒体可以怀疑、可以调查、可以评论，甚至可以尖锐，但是不能把没有查证清楚的线索，用真实姓名、照片与片段数据拼凑成一套足以令人一辈子洗不掉的「事实」。 新闻伦理从来不是媒体人的装饰品。 当一个人正因为媒体身分而拥有巨大的传播权力，专业责任失守所造成的伤害，本来就应该成为量刑的重要考量。 这与一般素人在气头上的一句辱骂、一次口角，性质真的相同吗？ 第四层，是数字时代特有的永久伤害。 二三十年前报纸登错一则新闻，隔天也许就进了回收箱；今天不是。 新闻网站、YouTube、社群截屏、搜索引擎会让一个错误指控保存十年、二十年，甚至跟着一个人一辈子。 张淑娟所说的「数字烙印」，正是今天司法不能再用过去传统诽谤眼光看待的伤害。

被告判9个月，总有服刑终了的一天；但是当被害人的姓名与「滚床单」三个字被永久留在网络世界里，她的名誉要到哪一天才能「刑满」？ 传播科技早已改变，伤害的范围与时间也跟着改变，司法衡量伤害的尺度怎能永远停留在过去？ 第五层，更不能忽略整件事情发生的政治时点与过程。 案件发生在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期间，蒋万安正在竞选台北市长。 二审勘验两人的LINE纪录，也出现曾讨论在政论节目中「一起骂蒋孝严」的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爆料真正展开之前，周玉蔻已经公开放话，要把蒋孝严当年的「晶华饭店」往事搬上台面，之后又预告将以视频、报导等方式陆续揭露。 这不是节目现场一时口快，而是先有警告、再有预告、接着铺陈，最后把张淑娟的名字推上媒体头条。

这些事实当然不能直接等同于法律上的「意图使蒋万安不当选」，我也不替法院下这个结论；但是量刑本来就应该审酌行为的动机、目的与背景。 当一连串爆料发生在选举白热化期间，而且内容直接指向候选人的父亲与家族，司法真的可以完全不去查看其中浓厚的政治攻防背景吗？ 还有一层更加敏感，但不能因为敏感就不准社会提问。 周玉蔻所经营的《放言》科技传媒，多年来承接中央部会、地方政府与国营事业的政府采购、政策宣传、研究及相关案件，公开可以查到的金额累计已超过千万元。 我必须说得非常清楚：政府依法采购，媒体依法投标得标，本身当然不能证明政治回报，更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指控存在利益交换。

但是，当一名媒体经营者长期承接公部门资源，又在重大选举期间通过媒体平台介入高度政治性的攻防，社会难道没有权利要求更高程度的透明？ 政府资源、媒体经营与政治立场之间，究竟有没有足够清楚的防火墙？ 如果未来出现具体的指示、对价或资金流，那才是检调应该依法进一步追查的问题。 把这些因素一项一项放回法官面前，我才真正不明白：所谓「量刑行情」，究竟要怎么比较？ 高院认为，一审各判1年6月，偏离过往同类案件多在6个月以下的量刑情形，因此改判周玉蔻9个月、蔡玉真6个月。 但相同罪名，就代表相同案件吗？

一个没有社会知名度的素人骂邻居，和一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资深媒体人，通过大型媒体平台有预告、有铺陈地连续传播；一般私人恩怨造成的名誉伤害，和选举期间具有明显政治攻防背景、高度可辨识的被害人，再加上难以消除的数字烙印——这些案件真的具有相同的「行情」吗？ 如果传播者的影响力不同、被害人的社会辨识度不同、专业查证义务不同、传播手段不同、损害范围不同，甚至事件发生的政治时点、动机与后果也完全不同，那么仅仅因为最后适用的法律罪名相同，就拿「过往案件多判6个月以下」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这样的行情究竟还剩下多少可比性？ 我不是主张法院一定要判1年6月，更不是因为张淑娟下跪，就要求法官迎合舆论重判。 法院当然不应向舆论低头。

但是司法真正的价值，本来就是把犯罪的动机、手段、专业身分、传播能力、被害程度以及最后造成的后果，一项一项放上司法天平，而不是看到相同罪名，就先去翻阅过去判决寻找一个「行情价」。 否则，很容易形成一个荒谬的循环：因为以前判得轻，所以今天不能判重；今天继续判得轻，明天再拿今天的判决告诉下一个被害人——你看，过去法院都是这样判。 正告台湾司法：量刑行情可以参考，但在看行情之前，请先把这个案件真正发生过的每一层恶性、每一层动机与每一层伤害，看清楚。 法院不应向任何人低头；可是，也不要让人民最后看到，司法没有向任何人低头，却始终低着头，翻阅那一本名叫「量刑行情」的旧帐册。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