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皇帝的权力」，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专制国家」或「君主独裁」这些用词。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皇帝政治独裁的特性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所强化。 一般普遍认为，宋代确立的「君主专制政体」，至明清更达到极致。 但当我们思考「专制」是什么，而「独裁」又是什么的时候，又会发现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的确，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中，我们很难找到能够制约皇帝权力的世袭制贵族特权或者社会团体的自治性权力，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皇帝就能在现实的政治当中，将官僚当成自己的手脚，让整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运作。 在中央，皇帝的意志往往受到有势力的宦官及宰相制约，在地方上又多被称为绅士的地方当权者，或称作宗族的血缘团体实行实质上的自治。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是否应该用常见的「理念与现实的背离」来加以说明？ 又或者是否有什么无意中先入为主的观念，阻碍了我们对这种状况做出更具集成性的理解？ 中国皇帝的权力带有「专制」与「独裁」性质自是不言自明，然而这样的「专制」与「独裁」指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专制」与「独裁」是否意味着君主实际上一手掌握万机，亲自对所有的事情下决策？ 诚然，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确实也有像明太祖洪武帝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那样，凭借强大的领导能力，贯彻自身意志去推动政治的皇帝；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皇帝热衷于道教而忽略政务，只一味顺从着有实力的宦官或宰相所言而行动，又或者是年纪尚幼而由摄政代理执政。 这些皇帝是否也该称为「专制皇帝」或「独裁君主」？

当然，我们也能够立即回答这样的疑问。 所谓的「专制」与「独裁」并不是指他们个人实际上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在指涉超越他们个人的「制度」；也就是说，在描绘一个国家的国家体制时，会画出一个君主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阶级制度，在这个架构图当中，担任君主职位的人被赋予全权。 如同今日的日本宪法当中，天皇的权限、首相的权限等职权皆受到详细的规范，帝政中国对各个官职的权限也有所规定，而其中「皇帝」的权限则是无限大。 只是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以下几个困难的问题―便是决定这个「制度」的人是谁？ 身为专制君主就必须遵守这个「制度」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理论上，「制度」就会优先于君主，甚至超越君主。

这么一来，能够自行决定各种法律与制度的「专制君主」与「独裁君主」不就不成立了？ 于是，这里就出现专制制度所拥有的一种自相矛盾悖论。 面对「专制君主为什么能够如此妄为地执政？ 其正当性何在？ 」的疑问，我们能否回答：「他是受到君主握有独裁权的制度所保障，亦是按照制度所规定的正当进程成为君主的」呢？ 如果能够这样回答，那么他就不是专制君主，而是受到制度所束缚的君主。 有别于超越现世的「神」与「天」，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础可以支持专制君主权力的正当性。 如果有个能保证专制君主正当性的人物或制度存在，那么这样的人物或制度就会凌驾于君主之上，造成与「专制」这个概念之间的逻辑矛盾。

专制君主的权力与正当性，只在于天下的人们无论消极或积极地听从其命令的这个「事实」而已。 若是撇开「事实」，仅从「正当性」这一点来说，受到官僚拥戴而端坐在宫殿玉座上的「皇帝」，和站在乡间田野十字路口、树立破布旗帜，呼喊着「朕是受命于天的天子」的男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君主专制乍看之下是一个坚固而强大的体制，但实质上却是个没有外在依据可供支持，脆弱而带有危险性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皇帝政治便自始至终都面临着这样一种皇位正当性问题的威胁。 当然，若是对权力的正当性根据层层追究下去，就会触及到最赤裸的「事实」，而这样的现象也不仅限于专制君主。 例如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政治权力的最终根据就在于「宪法」。

某个政党之所以会被承认为执政党展开政治运作，就是因为他们因循了宪法所规定的进程获得政权。 如此看来，权力的正当性便是根源于「宪法」的支持。 然而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就必须遵守宪法不可？ 就算这是因为宪法获得国会多数决的承认，那么，究竟又是谁决定了受到国会多数表决所决定的宪法，就能够规范全体国民呢？ 即便是在以宪法为顶点的法治国家当中，我们仍不得不说，法律之穷极所在，并不是法律，而是政治，也就是受到理念支持的人们实际行动的力量。 那么，「宪法」的秩序观和「专制君主」的秩序观究竟有什么不同？

「宪法」一词在英文里是constitution，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国家体制」，既可以意指成文宪法，也可指称如英国普通法体系（Common Law）的不成文法系基本规范，甚至也可以用来意指更抽象的人与人所共有的「国家形式」的概念。 简单来说，这个词汇指涉了整个以「人们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广义的「法」）」的形式所呈现的国家、社会的整体结构。 在constitution式的秩序观里，无论是明文化的法律形式，或是不成文的惯例，首先都会有凌驾于个人政治运作之上的「法理」与「制度」，这种法理上、制度上的框架，就是秩序的基础框架。 每个人在这个框架当中的所处位置，决定其本身能达成什么与应该达成什么，就算是国王或总统这种最高权力者也不例外。

相对来说，中国帝政制度下的皇帝却是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皇帝是制定法律与制度的人。 当然，多数皇帝一般来说都会「依循祖法」来进行统治，而这也被视为皇帝理想的统制姿态。 但皇帝之所以是皇帝，不是因为他遵守法律与制度，而是因为他（被认为）拥有能够制定法律与制度的极致道德能力。 如果考虑以皇帝为顶点的官僚体制，已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根基，那么乍看之下，似乎也能把这个制度视为中国稳定不变的「国家制度」。 但若要问传统的中国人民，是否有用constitution式的思考模式来思考秩序的架构，恐怕并非如此。 constitution式的秩序理想，可以想像成是一个被区分成很多席次的看台座椅。

在每个人坐进这些不同座位之前，这个大框架就已经存在，并持续成为超越个人更替的存在。 然而，中国的人们一直都把重心放在「到底是谁制定了这样正确的秩序」，也就是把秩序论的重心放在「人」的问题之上。 法律与制度的确是很重要，但究竟是谁制定了这些规则？ 而且就算有法律与制度，人们也未必都会自然而然地去遵守，那么又是谁来教导人们必须遵守法律与制度的？ 或许大家已经注意到，在中国秩序的暗喻当中，存在许多如「大一统」的「统」或「纲纪」这类糸字偏旁的字。 中国的秩序，并不是像看台座椅那样将个人嵌入既有定位的框架结构，反而更像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交织链接堆栈而成的大网。

站在这张以一般庶民的家族关系为末端层层交织而成的关系网顶端，掌握整体并进行「统治」的人就是皇帝。 在这犹如看台座椅般的秩序观当中，就算位居顶端的个人偶然出现空缺，也只是那一段变成空位而已，整个骨架并不会崩解；但是在网状式的秩序观当中，只要掌握顶点的人不在，整张关系网的网格就会失去中心依托。 如果我们把这个担任秩序中心的个人―也就是皇帝的位置，往时间轴的前后时段延伸，就能牵引出一条贯穿时间、成为宇宙中心的纲要，这就是纪传体的历史叙述中所提到的本纪（皇帝的传记）。 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因这个「纪」的串联，有了统一性和意义。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评论：「〔本纪的纪〕纲纪庶品，网罗万物」。

若没有中心，就无法构思整体秩序―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即使皇帝因个人的暴政或愚昧成为饱受批判的焦点，当时的人们也是无法想像没有皇帝的秩序。 没有法能够超越皇帝―这也意味着没有支持皇帝的法。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