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跨境网购，许多人在货物抵达台湾前，都会收到通知，要求先完成EZ WAY易利委实名认证。 对多数消费者而言，这只是收货前的必要手续；然而，从下单、等待配送，到身分确认与完成报关，人民看似操作手机App，实际完成的却是具有法律效果的行政进程。 这项电子委任并非业者自行创设的商业机制，而是创建在现行通关法制之上。 《空运快递货物通关办法》明定，进口快递货物除得采书面委任外，亦可通过关港贸单一窗口或通关网络业者建置的实名认证平台完成在线委任，海运快递货物同样适用。 因此，EZ WAY并非法律外的例外措施，而是电子报关委任制度的重要实践方式。 随着行政进程数字化，数字平台逐渐成为人民接触公权力的重要接口。

行政法所面对的课题，从进程电子化延伸至行政进程平台化，包括公权力如何依法运作、人民进程保障如何落实，以及公私协力下的权责如何清楚划分。 实务上，法院开始查看电子委任制度下的法律责任。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诉字第1405号判决，即涉及报关业者未依规定办理委任及保存相关文档的争议。 法院依现行法规审查报关业者是否履行法定义务，并未因进程电子化而放宽责任要求。 这项判决确认，电子化改变行政进程的运作方式，却不会更动法律责任的归属。 回到近期EZ WAY的资安争议，关贸公司表示，其信息系统系依相关法规建置与维运，并定期接受查核。 依现行法制，这项说明足以回应信息安全、数据保密及个人数据保护等法规要求。

然而，符合法规要求，并不代表治理疑虑随之消失。 当行政进程大量通过平台完成，人民进程保障能否落实、数据处理有无充分透明，以及系统异常或权益受损时，行政机关与平台业者如何分担责任并提供有效救济，才是行政进程平台化真正面对的治理课题。 个人数据治理同样应放在行政进程平台化的脉络下理解。 《个人数据保护法》并未禁止依法搜集、处理或利用个人数据，内核在于数据处理具有合法基础、符合特定目的，并遵循透明且可受监督的进程。 因此，EZ WAY涉及的法律问题，不仅包括数据搜集、传输、保存及利用是否合法，也涵盖委外管理、权限控管、信息揭露与救济制度是否健全。

从比较法观察，欧盟《一般数据保护规则》（GDPR）虽不直接适用于我国，但其强调合法性、透明性、数据最小化及可问责性等原则，可作为数字治理的重要参考。 真正受到检验的，不仅是信息安全措施，更包括数据处理流程有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清楚的责任分工，以及制度能否接受外部监督。 国内监理实务同样提供值得参考的对照。 2024年，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裁罚阳信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建置过程中的数据治理及法令遵循缺失，主管机关查看的范围，不仅包括信息安全管理，更涵盖权限控管、内部控制及法令遵循等整体治理机制。 由此可见，即使是私人金融机构，只要掌握大量个人数据，主管机关即要求创建完整的责任分工、内部控制与持续监督机制。

若依此标准观察，EZ WAY所承载的并非单纯商业服务，而是人民履行法定报关进程的重要接口，涉及公权力行使与行政进程运作，其治理要求自不应低于金融机构。 尤其在公私协力模式下，行政机关将部分进程交由民间平台运行，除信息安全外，更应清楚界定法律授权、责任分工、数据利用、委外管理及救济机制，使人民得以确认数据如何处理、由何者负责，以及权利受损时应向何者主张救济。 若对私人银行尚且要求如此严格，对承接行政进程的平台，自应采取更高程度的法治要求与监督标准。 EZ WAY所揭示的，已超越跨境网购与个人数据保护，更凸显行政进程平台化与公私协力所带来的治理挑战。

从报关委任、身分验证、数据处理到行政救济，各项制度环环相扣，任何环节失灵，都可能影响人民权利的实现。 平台固然提升行政效率，却不能降低依法行政、进程正当与权利保障的要求。 随着愈来愈多行政进程通过数字平台完成，制度设计不应仅追求便利与效率，更应创建明确的法律授权、透明的数据治理、清楚的责任分工及有效的救济机制。 平台只是行政进程的载体，法治才是行政运作的基础。 唯有让科技发展、行政效率与法治保障相互支撑，数字治理才能兼顾行政性能、人民信赖与权利保障。 ＊作者为法律与资安领域之 大专院校兼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