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黑心油事件，台湾社会曾经痛彻心扉。 十三年后，我们原以为制度早已创建，食安防线早已补强；然而，中联油脂事件却告诉国人，一场真正令人恐惧的食安危机，不一定始于工厂，而可能来自政府。 因为，一个知道风险却没有立即启动预警机制的政府，比一瓶有问题的油，更令人不安。 这次事件，真正令人震惊的，不只是苯骈芘超标，也不是单一企业是否违法，而是整个政府面对危机时所展现出的治理能力及态度。 从事件爆发以来，社会听到最多的，不是真相，而是各种互相推诿。

有官员说没有物权，所以没有责任；有官员说油没有进工厂，所以没有义务；有官员说那是原料，不是食品；有官员又说法律未明白规定，因此毋须通报；更扯的是有地方父母官把「食品业者」比喻成「消费者」，认为顾客到超商买到过期方便面，退回就好当然不用通报云云，重砲批评说真话、提供专业意见的人，还贴政治标签，甚至侧翼网军万箭齐发，令人不可思议。 然而，人民真正想知道的是：既然早就有食品业者知道有高度危害健康的风险，为什么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关可以立即启动食品安全防护机制？ 这正是政府治理严重失灵。 有一句阿拉伯谚语：「你若不想做事，一定会找到一个借口；你若想做事，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人真正下定决心去完成某件事时，困难和阻碍都不会是理由，最后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 政府治理，不是等法条每一个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才能开始作为；真正成熟的治理，是在第一时间发现食安危险时，即刻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对于行政机关，法律只是底线，不是天花板。 如果主管机关凡事只推诿法律有没有明文规定，甚至于本来就有规定，却轻率以限缩解释架空法律，完全不关心人民会不会因此受害，那就不是依法行政，而是颟顸官僚的形式主义。 一个现代有为的政府，首应创建的是风险治理（Risk Governance），而不是责任切割（Blame Governance）。

更令人忧心的是，本案暴露出另一项更深层的危机──政府似乎已逐渐失去「主动治理」的能力。 食安事件曝光后，各机关几乎都忙着证明自己没有责任，而不是展现自己做了什么。 不少官员都在卸责解释，却没有领导人第一时间向人民说明：下一步怎么办？ 如何避免食安风暴再次发生？ 制度不足之处准备如何补救？ 真正要做的是危机管理，而不是危机公关。 尤其政府最大的责任，不是在公共场合批评对手，说服人民自己没有错，而是在制度上让人民相信，下次不会再发生。 近几年来，台湾几乎每一次重大食安事件，都可以发现惊人的共同模式：1.事件爆发。 2.信息零碎混淆。 3.中央地方互批卸责。 4.法令解释歧异，官员各说各话。 5.专家意见不一。 6.最后只有修法一途。

7.然后再等待下一次不定时炸弹，如此循环不已。 民众真正关心的，不是政党或哪一个地方政府、哪一个中央部会赢了政治攻防，而是整个政府始终没有创建一套可以迅速辨识风险、即时通报信息、跨部会协调处置、透明公开决策的治理体系。 这次事件中，围绕通报义务、专家会议决策过程及修法方向的诸多争议，也凸显食安制度设计及运作仍有待厘清与强化。 真正有担当的政府，不怕承认制度有漏洞；真正危险的政府，只会一再用法律未明文规定来掩饰治理失能。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食安治理不只是通报问题或食品管理，它考验的是政府是否具有风险意识；是否具有跨部会、跨中央及地方机关协调集成能力；是否愿意信息透明公开；是否真正把人民健康问题置于政治之前。

人民要的其实很卑微，不是官员推卸责任，不是政治口水，不是法律文本游戏，而是一个知道发生食安危险时，愿意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人民的政府。 这次食安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未必只是消费者；真正被侵蚀的，是严重打击人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 致癌油，可以回收；不良产品，可以下架；企业，可以究责。 但是，一旦人民开始相信，政府面对治理危机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撇清自己责任，而不是如何降低人民食安风险，那么流失的，就不只是信任危机，而将是整个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治理正当性。 历史终将记录这场食安风暴。 它留下的，不应只是几纸政府机关裁罚书、会议纪录，也不应只是一次次政治人物攻防或口水战。

真正应当留下的教训是：食安问题爆发，从来不只是原料问题、制程问题或通报问题，而是政府治理的问题；真正残害人民的毒，不只是致癌毒油，更是荒腔走板、严重失灵的国家治理。 ＊作者为高检署主任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