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联油脂大豆油苯骈芘超标事件爆发后，社会高度关注，公卫学者詹长权教授日前发表〈台糖该不该通报苯骈芘超标油？ 〉一文，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角度，呼吁各界重视食品安全的源头预防与国营事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平心而论，詹教授文章中对于法律适用、供应链实务以及「道德期待」与「法治国原则」的混淆，恐将引导社会走向「以情绪代替法治、以事后期待倒推当下责任」的危险误区。

评析这场争议，我们必须回归现行法制、产业实务与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界线，厘清以下几个关键盲点： 一、 混淆「法律明确性」与「政策期待的扩大解释」 詹文试图将现行《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所规范的「产品有危害之虞」时的通报义务，通过同法第3条或第7条第2项的检验规定，扩大解释为包含「买方在合约验收前退货的原料」。 这在行政法学理上是典型的「以事后的政治与政策期待，倒推当下的法律责任」。 在我国法治架构下，行政罚与刑罚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保留原则」与「明确性原则」。 现行食安法第7条针对的是「产品」的回收与通报义务；台糖在采购验收阶段于中联厂区抽验、发现超标并当场拒收，该批粗油自始至终未进入台糖供应链，台糖也未取得所有权。

如果主管机关或法院可以用「目的论」去任意扩大解释非所有人必须负担法定通报义务，将导致企业面临无法预测的法律风险。 事实上，行政院后续之所以必须大费周章提案修法，正证明了「现行法确实做不到这一点」。 若现行法本就可以涵盖，政府又何须修法增订新条文？ 二、 混淆「原料拒收」与「供应链通报责任」：台糖案与南侨案的根本差异 在舆论讨论中，外界常将「台糖案」与「南侨案」混为一谈，甚至质疑两者同样验出超标，为何南侨受罚、台糖却不用？ 要厘清此盲点，必须说明两者在「产权归属、检验场域与法律地位」上的差别： 南侨案（法定通报义务人）：南侨是在自身厂内，针对「已购入、取得所有权并预计投入生产之食用油产品（或半成品）」进行自主检验。

因为该批油品已经进入其厂区与供应链，南侨在法律上是该批产品的持有人与制造主体，当验出超标却未依法通报时，触犯食安法第7条第5项，遭受裁罚理所当然。 台糖案（合约验收与拒绝交易）：台糖则是在卖方（中联油脂）的厂区进行采购验收。 台糖在取货前抽验发现粗油超标，随即当场拒收、取消交易。 该批问题油自始至终被封锁在卖方厂区，台糖既未买下它、未取得所有权，更未让它进入自家供应链或工厂。 詹文质疑台糖「退货」只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未能协助政府及早掌握风险。 詹文言「退货」与事实不符，因为双方买卖并未成交，货物(粗油)也未进到台糖，台糖更未取得货物(粗油)，因此，还谈不上「退货」。 同时此论点更忽略了现代自由市场中「供应链分工与契约验收」的本质。

在产业实务中，真正的违法源头与法定通报义务人，是产出并拥有该批问题产品的中联油脂。 若要求一个在交易未完成即成功把关、拒绝让毒油进入自家供应链的买方，去替卖方承担通报责任，不仅在民法所有权逻辑上不通，更会对整体产业造成致命的寒蝉效应——未来企业若发现「未成交之货物，没有所有权，还要背负通报义务与挨罚风险」？ 这种倒果为因的苛责，对食安防线而言，反而是严重的伤害。 三、 混淆「国营事业社会责任」与「法治国依法行政」 詹文特别强调台糖身为国营事业，不应只求「依法行事」，而应负起更高的公共治理期待。

国营事业固然背负较高的社会信赖与公益使命，但在民主法治国家中，「有没有违法」必须有一把客观的尺，不能因为身分是国营事业就随意因人设事、扩大解释法律。 若台糖在法律上确实不具备通报义务，却因为舆论压力而被要求以违法论处，这不仅破坏行政法学理，更是对法治国原则的伤害。 提升国营企业的公益表现，应通过内部内控与行政指导来要求，而非在没有法源依据时，事后要求企业扛起超越现行法律的责任。 四、 拥抱预防医学价值，更须承认现行法的极限 詹教授在文末引用职业医学之父拉马兹尼「预防远胜于治疗」的名言，这确实是所有公卫与防疫专业人士应牢记的金玉良言。

然而，欧盟的先进制度（如RASFF快速预警系统）与各国的预防机制，从来不是靠「苛责合法无权的买方」来达成，而是靠「完善的立法与强制通报规范」来支撑。 正因为现行法有漏洞（只管成品、不管原料退货），所以行政院才必须提出修法，将实验室异常与原料端纳入24小时强制通报。 我们应当支持修法、补足制度，但在新法生效前，必须坦承现行法的极限。 食安危机真正的教训，在于政府要补破网、企业要落实自主检验，而违法隐匿者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追求一个更值得信赖的食品安全制度，但这个制度的创建，绝对不能创建在「曲解现行法律」与「情绪化苛责合法企业」的泥沼之上。 ＊作者为公卫学者、国家韧性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