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委員賴士葆日前提出針對高資產族群研議課徵5%「富人稅」，旨在縮小貧富差距與落實AI紅利全民共享。 並以美國加州就淨資產逾10億美元者，一次課徵5％的稅為例。 財政部對此表示可以檢討，並允諾在三個月內給出研議答案。 賴立委提出的「5%富人稅」只是富人稅工具箱中的一種，而且是最容易引起關注的一種。 事實上，近年全球圍繞富人的稅制改革，至少可以分成三種不同路徑：直接對財富課稅、限制富人離境，以及建立跨國最低稅率聯盟。 三者看似手段不同，但背後都有一個共同邏輯：不是提高國家的吸引力，而是透過制度提高富人離開的成本。 富人稅的三種工具箱 近年來，隨著貧富差距擴大，各國政治人物紛紛喊出「向富人徵稅」的口號。

然而，所謂的「富人稅」並非單一制度，而是一整套不同的政策工具。 從歐美近年的討論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財富稅（Wealth Tax）。 這類稅制不是針對薪資或企業獲利，而是直接對個人擁有的財富本身課稅，包括股票、房地產、公司股權等資產。 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國加州曾提出對州內億萬富翁一次性課徵相當於資產5%的財富稅；法國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則更進一步主張，全球所有億萬富翁每年都應繳納2%的財富稅，希望藉此縮小全球財富差距。 第二種，是離境稅（Exit Tax）。 當政府擔心富人因稅負過高而移民時，便開始提高「離開」的成本。

部分歐洲國家規定，高資產人士若放棄稅務居民身分或移居海外，必須先就未實現資本利得或特定資產繳納稅款。 其目的並非增加投資誘因，而是透過制度降低富人外流的可能性。 這種制度反映的是一種思維：既然留不住，就設法讓離開變得更昂貴。 第三種，是全球最低富人稅。 法國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更提出一項更具企圖心的構想：仿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的模式，由各國建立一個全球稅收合作機制，無論富人將資產轉移到哪個國家，都必須至少繳納一定比例的最低稅負。 換言之，不是由單一國家提高稅率，而是希望建立一個沒有避稅天堂的全球稅收聯盟，使富人無法透過跨境移動降低稅負。 然而，這種構想也面臨與全球最低企業稅相同的難題。

當主要經濟體無法形成一致立場時，資本仍會持續流向制度較有利的司法管轄區，全球性的稅收聯盟要真正落實並不容易。 三稅共同的邏輯，不是說服，而是強制 無論是財富稅、離境稅，還是全球最低富人稅，三種制度雖然設計不同，背後卻共享相同的政策邏輯：政府並非努力提升國家的競爭力，讓富人心甘情願留下，而是透過提高稅負、限制移動或建立跨國稅收聯盟，降低富人逃離的可能性。 問題也正出在這裡。 資本與人才的流動，是全球化時代不可逆轉的現實。 如果一個國家將重點放在「如何困住富人」，而不是「如何讓富人願意留下」，最後可能不但課不到預期的稅，反而削弱投資環境與經濟活力。

真正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如何向富人徵稅，而是如何建立一個讓富人、企業與人才都願意長期效忠的制度環境。 賴立委富人稅明顯有一思考盲點：專注國內的富人稅，他沒有考慮到台灣特殊地緣政治及中共武統和統威脅下，如何課徵富人及企業為避險轉移資產的離境稅？ 加州富人轉移資產主要仍在美國境內，台灣富人一旦轉移資產，是轉到國外，不會再回國了，這怎麼辦呢？ 瑞士的啟示：為何富人「甘願」繳稅？ 如果說近年歐美的富人稅改革，是試圖透過提高稅率、限制離境或建立全球稅收聯盟來「留住富人」，那麼瑞士則提供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思考模式。 在全球富人競相移動資產的今天，瑞士幾乎是少數仍然維持適度財富稅、卻沒有引發大規模富人出走的國家。

這個現象乍看之下十分矛盾：既然富人對稅負如此敏感，為何他們願意留在一個仍然徵收財富稅的國家？ 答案不在於瑞士的稅率，而在於瑞士提供了其他國家難以取代的價值。 許多人誤以為瑞士是「低稅天堂」，事實並非如此。 《新蘇黎世報》分析指出，若將所得稅、財富稅等整體負擔一併計算，許多瑞士富人的實際稅負，已經與德國、奧地利相當，部分情況甚至更高。 換言之，瑞士吸引富人的關鍵，不是因為稅繳得少，而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稅金能換來相應的價值。 這種價值，首先體現在穩定而可預期的經商環境。 瑞士擁有完善的法治、透明的行政制度、穩定的金融體系，以及尊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障。 企業家可以放心投資，不必擔心政策朝令夕改，更不必害怕財產因政治因素受到侵害。

其次，是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從教育、醫療、公共安全，到交通建設與自然環境，瑞士長期名列世界前茅。 對許多企業家而言，選擇居住地不只是考量稅率，更是考量家族未來數十年的生活品質與資產安全。 更重要的是，瑞士政府並沒有把富人視為必須被懲罰的對象，而是將他們視為國家競爭力的一部分。 富人固然承擔較高的稅負，但也獲得相對應的制度保障，因此形成一種穩定的社會契約：納稅不是被迫的犧牲，而是對一個值得信任國家的投資。 反觀許多國家的討論，卻往往走向另一個方向。 當政治人物不斷提高稅率、設計離境稅、限制資本流動時，傳遞給投資人的訊息不再是「歡迎投資」，而是「如果你想離開，我會先把你留下來」。

短期或許能增加稅收，但長期卻可能削弱企業家的投資意願，使新資本不敢進來，舊資本加速流出。 瑞士的成功證明了一件重要的事：真正留住富人的，從來不是監獄般的制度，而是值得信任的制度。 這也是台灣討論富人稅時最容易忽略的一點。 國家可以透過法律限制人民離開，也可以透過更高的稅率增加短期收入，但真正決定富人是否願意長期投資、創業與納稅的，仍然是對國家的信任。 問題是：台灣富人真的百分之百願意效忠中華民國台灣嗎？ 在兩岸地緣政治風險升高、部分高資產家庭開始分散海外資產的今天，台灣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把富人困在國內，而是如何讓他們相信，台灣仍然是最值得長期配置資產、發展事業與傳承家業的地方。

一個成熟國家的目標，不應是打造一座讓富人逃不掉的稅收牢籠，而是建立一個讓富人願意留下、心甘情願納稅的共同體。 歐美的教訓：當國家試圖「囚禁」富人 歐美圍繞富人稅的爭論，已逐漸從「應不應該多課稅」，演變成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國家是否可以用制度，把富人留在國內？ 不少國家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們認為，只要透過更高的稅率、更嚴格的離境稅，以及跨國合作封堵避稅天堂，就能迫使富人繼續納稅。 然而，現實卻顯示，這種思維往往伴隨著高昂的經濟代價。 德國與奧地利等歐洲國家，近年持續強化對高資產人士的稅務管理，部分制度更透過離境稅等措施，提高富人移民海外的成本。

支持者認為，這是防止稅基流失的必要手段；但反對者則指出，這種作法已逐漸偏離自由主義國家的核心精神。 自由社會原本保障人民遷徙、投資與財產配置的自由，如今卻因為稅收考量，而試圖限制人民離開，無異於把納稅義務建立在「無法離開」之上，而非建立在對國家的認同之上。 美國加州則提供了另一個值得警惕的案例。 近年左派提出對州內億萬富翁一次性課徵相當於資產5%的財富稅，希望藉此縮減貧富差距、增加州政府財源。 然而，在法案尚未正式實施之前，便已有不少高資產人士提前遷往佛羅里達州、德州等稅負較低的州。 外界因此擔憂，一旦主要納稅人提前離開，加州不但無法獲得預期稅收，反而可能因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及投資活動減少，導致州政府財政蒙受更大損失。

賴立委的富人稅是左派嗎？ 還是純跟風議題而已。 事實上，真正支撐許多國家財政收入的，往往正是少數高所得納稅人。 一旦這群人選擇離開，不只是富人本身流失，企業總部、投資、就業機會以及後續稅收也可能一併流失。 這正是許多富人稅倡議最容易忽略的成本。 同樣的思維，也出現在國際稅制改革上。 法國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主張建立全球最低富人稅，希望各國共同組成一個全球稅收聯盟，使富人無論將資產轉移到何處，都無法逃避最低稅負。 這套構想借鏡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的全球最低企業稅制度，希望透過國際合作消除各國間的稅率競爭。 然而，全球最低企業稅的推動過程，也暴露了這種模式的侷限。

各國因經濟利益不同，對制度的支持程度並不一致，部分主要經濟體對相關安排態度保留甚至退出，使建立一個真正沒有漏洞的全球稅收聯盟變得十分困難。 當國家之間仍存在制度競爭，資本便會持續尋找更有利的投資環境，「全球稅收卡特爾」很難完全封堵資本流動。 瑞士青年社會主義者（JUSO）提出大幅提高遺產稅後，瑞士億萬富翁托馬斯．斯特勞曼的一句話，更點出了所有政策制定者都應該深思的現實：「如果我離開，我就不會回來了。 」 這句話的真正含義，不只是某位富豪的個人態度，而是全球資本流動時代的一項基本事實：企業可以遷移、資產可以配置、人才可以移民，甚至下一代也可能在另一個國家創業與納稅。

一旦企業家對一個國家的制度失去信心，失去的往往不只是當年的稅收，而是未來數十年的投資、就業、創新與財政來源。 課得到稅，不等於留得住財富 因此，歐美近年的經驗提醒我們，富人稅真正的風險，不在於稅率本身，而在於政策傳遞出的訊號。 當國家開始依賴離境稅、全球最低稅或其他限制性制度時，等於向投資人宣告：「我們留住你的方式，不是讓這裡值得投資，而是讓你更難離開。 」 短期或許可以增加部分稅收，但長期而言，真正決定一個國家財政實力的，仍然是它是否具備吸引資本、人才與企業持續留下的能力。 當國家試圖「囚禁」富人時，也可能正在失去最珍貴的競爭力。

台灣的特殊風險：戰爭陰影下的資本逃亡 台灣討論富人稅，不能只看瑞士、德國或加州的經驗，更必須面對一個其他民主國家沒有的特殊現實：兩岸軍事對峙。 對德國、奧地利或美國富豪而言，他們考慮的是稅率高低；但對許多台灣高資產人士而言，除了稅率之外，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風險。 近年來，不少企業主、高資產家庭與家族企業開始分散海外資產，設立海外控股公司、家族辦公室，甚至安排下一代赴海外定居，考量的並非單純節稅，而是戰爭風險下的資產安全與企業延續。 換言之，台灣今天面臨的挑戰，不只是資本流動，而是安全風險與資本流動相互疊加。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再推動高額富人稅，無異於在原本就搖晃的天平上，再放上一塊沉重的砝碼。

政策制定者或許認為，5%的富人稅只是增加一項稅負；但市場看到的訊號卻可能完全不同。 對投資人而言，這可能意味著：地緣政治風險正在上升，政府同時也開始提高資本成本。 當安全與稅制兩種不確定性同時出現，企業自然會重新評估是否繼續將總部、資產與下一代留在台灣。 更值得注意的是，資本與人才的流動具有典型的「單向閥」特性。 企業搬遷、家族辦公室外移、資產重新配置，也許只需要幾個月；但一旦完成布局，要再回流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永遠不會發生。 正如瑞士億萬富翁托馬斯．斯特勞曼所說：「如果我離開，我就不會回來了。 」這句話並非情緒性的威脅，而是全球資本流動的現實。

企業遷出後，供應鏈、研發中心、專業人才與下一代接班布局，往往也會跟著轉移，形成難以逆轉的長期效應。 這也是許多富人稅倡議最容易忽略的成本。 政策討論往往只計算「可以多收多少稅」，卻很少計算「可能失去多少稅基」。 如果高所得納稅人、企業總部與高附加價值產業逐步外移，流失的不只是財富稅，而是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消費、投資與就業機會。 最後，真正需要承擔後果的，很可能不是富人，而是中產階級。 因為當高所得者與資本逐漸離開，政府的支出並不會因此減少。 公共建設要維持，社會福利要支付，國防預算更可能因安全情勢而持續增加。 在稅基縮小、財政需求擴大的情況下，政府最終只能把更多財政負擔轉嫁到無法移動的群體——受薪階級、中小企業與一般家庭。

因此，5%的富人稅真正值得討論的，不只是「能不能課」，而是課完之後，誰還留在台灣納稅？ 真正的風險，是失去未來的稅基 瑞士的經驗告訴我們，真正穩定的稅收來自人民對制度的信任；歐美的經驗則提醒我們，試圖用制度困住資本，往往適得其反。 而台灣比任何國家都更需要警惕，因為我們還背負著地緣政治風險。 在戰爭陰影尚未消散的此刻，台灣真正需要競爭的，不是誰能對富人課更多稅，而是誰能讓企業家相信，未來二十年、三十年，台灣仍然是一個值得投資、值得創業、值得把家族與資產留下來的地方。 否則，一旦資本開始離開，流失的不只是今天的富人，而是整個國家未來的財政基礎與經濟競爭力。

財政紀律與政府如何運用稅收，比開闢新的稅源更重要 近5年來，台灣中央政府連年出現龐大的超徵稅收，累積金額每年都已超過新台幣五千億元。 這也讓人不禁要問：當政府已經收到遠超過預算編列的稅收時，現在真正欠缺的，究竟是新的富人稅，還是更好的財政治理？ 如果政府一方面年年超徵數千億元，另一方面又主張必須再開徵5%的富人稅，社會自然會質疑：問題究竟出在收入不足，還是支出效率與資源配置？ 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應該先回答人民每一塊稅金花到哪裡、是否發揮最大效益，而不是將增加稅負視為解決所有財政問題的萬靈丹。 更何況，台灣目前面臨的不只是財政挑戰，更有地緣政治競爭、資本外流與人才流失的壓力。

在這樣的時刻，與其設計一個5%的「離境懲罰」，不如打造一個值得那5%富人稅的國家。 稅收的本質，從來不是國家對人民財富的強制徵收，而是人民願意用一部分財富，購買一個值得效忠的國家。 當稅收不再是法治、安全與公共服務的合理對價，而逐漸淪為滿足政治意識形態的工具時，受傷的不只是富人。 資本會流動、企業會離開、人才會外移，最終流失的是整個國家的稅基，而承擔代價的，將是所有留在台灣的人。 因此，在討論是否開徵5%富人稅之前，或許更應該先回答另一個問題：當台灣已連5年超徵超過五千億元稅收，我們真正需要的，究竟是更多的稅，還是更值得人民信任的政府？ 人民更該追問：近5年每年平均超徵5000億元 這些錢去哪了？ ＊作者為國小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