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委员赖士葆日前提出针对高资产族群研议课征5%「富人税」，旨在缩小贫富差距与落实AI红利全民共享。 并以美国加州就净资产逾10亿美元者，一次课征5％的税为例。 财政部对此表示可以检讨，并允诺在三个月内给出研议答案。 赖立委提出的「5%富人税」只是富人税工具箱中的一种，而且是最容易引起关注的一种。 事实上，近年全球围绕富人的税制改革，至少可以分成三种不同路径：直接对财富课税、限制富人离境，以及创建跨国最低税率联盟。 三者看似手段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逻辑：不是提高国家的吸引力，而是通过制度提高富人离开的成本。 富人税的三种工具箱 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各国政治人物纷纷喊出「向富人征税」的口号。

然而，所谓的「富人税」并非单一制度，而是一整套不同的政策工具。 从欧美近年的讨论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财富税（Wealth Tax）。 这类税制不是针对薪资或企业获利，而是直接对个人拥有的财富本身课税，包括股票、房地产、公司股权等资产。 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加州曾提出对州内亿万富翁一次性课征相当于资产5%的财富税；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则更进一步主张，全球所有亿万富翁每年都应缴纳2%的财富税，希望借此缩小全球财富差距。 第二种，是离境税（Exit Tax）。 当政府担心富人因税负过高而移民时，便开始提高「离开」的成本。

部分欧洲国家规定，高资产人士若放弃税务居民身分或移居海外，必须先就未实现资本利得或特定资产缴纳税款。 其目的并非增加投资诱因，而是通过制度降低富人外流的可能性。 这种制度反映的是一种思维：既然留不住，就设法让离开变得更昂贵。 第三种，是全球最低富人税。 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更提出一项更具企图心的构想：仿效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模式，由各国创建一个全球税收合作机制，无论富人将资产转移到哪个国家，都必须至少缴纳一定比例的最低税负。 换言之，不是由单一国家提高税率，而是希望创建一个没有避税天堂的全球税收联盟，使富人无法通过跨境移动降低税负。 然而，这种构想也面临与全球最低企业税相同的难题。

当主要经济体无法形成一致立场时，资本仍会持续流向制度较有利的司法管辖区，全球性的税收联盟要真正落实并不容易。 三税共同的逻辑，不是说服，而是强制 无论是财富税、离境税，还是全球最低富人税，三种制度虽然设计不同，背后却共享相同的政策逻辑：政府并非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让富人心甘情愿留下，而是通过提高税负、限制移动或创建跨国税收联盟，降低富人逃离的可能性。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资本与人才的流动，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逆转的现实。 如果一个国家将重点放在「如何困住富人」，而不是「如何让富人愿意留下」，最后可能不但课不到预期的税，反而削弱投资环境与经济活力。

真正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如何向富人征税，而是如何创建一个让富人、企业与人才都愿意长期效忠的制度环境。 赖立委富人税明显有一思考盲点：专注国内的富人税，他没有考虑到台湾特殊地缘政治及中共武统和统威胁下，如何课征富人及企业为避险转移资产的离境税？ 加州富人转移资产主要仍在美国境内，台湾富人一旦转移资产，是转到国外，不会再回国了，这怎么办呢？ 瑞士的启示：为何富人「甘愿」缴税？ 如果说近年欧美的富人税改革，是试图通过提高税率、限制离境或创建全球税收联盟来「留住富人」，那么瑞士则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模式。 在全球富人竞相移动资产的今天，瑞士几乎是少数仍然维持适度财富税、却没有引发大规模富人出走的国家。

这个现象乍看之下十分矛盾：既然富人对税负如此敏感，为何他们愿意留在一个仍然征收财富税的国家？ 答案不在于瑞士的税率，而在于瑞士提供了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价值。 许多人误以为瑞士是「低税天堂」，事实并非如此。 《新苏黎世报》分析指出，若将所得税、财富税等整体负担一并计算，许多瑞士富人的实际税负，已经与德国、奥地利相当，部分情况甚至更高。 换言之，瑞士吸引富人的关键，不是因为税缴得少，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税金能换来相应的价值。 这种价值，首先体现在稳定而可预期的经商环境。 瑞士拥有完善的法治、透明的行政制度、稳定的金融体系，以及尊重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 企业家可以放心投资，不必担心政策朝令夕改，更不必害怕财产因政治因素受到侵害。

其次，是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从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到交通建设与自然环境，瑞士长期名列世界前茅。 对许多企业家而言，选择居住地不只是考量税率，更是考量家族未来数十年的生活品质与资产安全。 更重要的是，瑞士政府并没有把富人视为必须被惩罚的对象，而是将他们视为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 富人固然承担较高的税负，但也获得相对应的制度保障，因此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契约：纳税不是被迫的牺牲，而是对一个值得信任国家的投资。 反观许多国家的讨论，却往往走向另一个方向。 当政治人物不断提高税率、设计离境税、限制资本流动时，传递给投资人的消息不再是「欢迎投资」，而是「如果你想离开，我会先把你留下来」。

短期或许能增加税收，但长期却可能削弱企业家的投资意愿，使新资本不敢进来，旧资本加速流出。 瑞士的成功证明了一件重要的事：真正留住富人的，从来不是监狱般的制度，而是值得信任的制度。 这也是台湾讨论富人税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 国家可以通过法律限制人民离开，也可以通过更高的税率增加短期收入，但真正决定富人是否愿意长期投资、创业与纳税的，仍然是对国家的信任。 问题是：台湾富人真的百分之百愿意效忠中华民国台湾吗？ 在两岸地缘政治风险升高、部分高资产家庭开始分散海外资产的今天，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把富人困在国内，而是如何让他们相信，台湾仍然是最值得长期配置资产、发展事业与传承家业的地方。

一个成熟国家的目标，不应是打造一座让富人逃不掉的税收牢笼，而是创建一个让富人愿意留下、心甘情愿纳税的共同体。 欧美的教训：当国家试图「囚禁」富人 欧美围绕富人税的争论，已逐渐从「应不应该多课税」，演变成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家是否可以用制度，把富人留在国内？ 不少国家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更高的税率、更严格的离境税，以及跨国合作封堵避税天堂，就能迫使富人继续纳税。 然而，现实却显示，这种思维往往伴随着高昂的经济代价。 德国与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近年持续强化对高资产人士的税务管理，部分制度更通过离境税等措施，提高富人移民海外的成本。

支持者认为，这是防止税基流失的必要手段；但反对者则指出，这种作法已逐渐偏离自由主义国家的内核精神。 自由社会原本保障人民迁徙、投资与财产配置的自由，如今却因为税收考量，而试图限制人民离开，无异于把纳税义务创建在「无法离开」之上，而非创建在对国家的认同之上。 美国加州则提供了另一个值得警惕的案例。 近年左派提出对州内亿万富翁一次性课征相当于资产5%的财富税，希望借此缩减贫富差距、增加州政府财源。 然而，在法案尚未正式实施之前，便已有不少高资产人士提前迁往佛罗里达州、德州等税负较低的州。 外界因此担忧，一旦主要纳税人提前离开，加州不但无法获得预期税收，反而可能因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及投资活动减少，导致州政府财政蒙受更大损失。

赖立委的富人税是左派吗？ 还是纯跟风议题而已。 事实上，真正支撑许多国家财政收入的，往往正是少数高所得纳税人。 一旦这群人选择离开，不只是富人本身流失，企业总部、投资、就业机会以及后续税收也可能一并流失。 这正是许多富人税倡议最容易忽略的成本。 同样的思维，也出现在国际税制改革上。 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主张创建全球最低富人税，希望各国共同组成一个全球税收联盟，使富人无论将资产转移到何处，都无法逃避最低税负。 这套构想借镜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推动的全球最低企业税制度，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消除各国间的税率竞争。 然而，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推动过程，也暴露了这种模式的局限。

各国因经济利益不同，对制度的支持程度并不一致，部分主要经济体对相关安排态度保留甚至退出，使创建一个真正没有漏洞的全球税收联盟变得十分困难。 当国家之间仍存在制度竞争，资本便会持续寻找更有利的投资环境，「全球税收卡特尔」很难完全封堵资本流动。 瑞士青年社会主义者（JUSO）提出大幅提高遗产税后，瑞士亿万富翁托马斯．斯特劳曼的一句话，更点出了所有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深思的现实：「如果我离开，我就不会回来了。 」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只是某位富豪的个人态度，而是全球资本流动时代的一项基本事实：企业可以迁移、资产可以配置、人才可以移民，甚至下一代也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创业与纳税。

一旦企业家对一个国家的制度失去信心，失去的往往不只是当年的税收，而是未来数十年的投资、就业、创新与财政来源。 课得到税，不等于留得住财富 因此，欧美近年的经验提醒我们，富人税真正的风险，不在于税率本身，而在于政策传递出的信号。 当国家开始依赖离境税、全球最低税或其他限制性制度时，等于向投资人声明：「我们留住你的方式，不是让这里值得投资，而是让你更难离开。 」 短期或许可以增加部分税收，但长期而言，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财政实力的，仍然是它是否具备吸引资本、人才与企业持续留下的能力。 当国家试图「囚禁」富人时，也可能正在失去最珍贵的竞争力。

台湾的特殊风险：战争阴影下的资本逃亡 台湾讨论富人税，不能只看瑞士、德国或加州的经验，更必须面对一个其他民主国家没有的特殊现实：两岸军事对峙。 对德国、奥地利或美国富豪而言，他们考虑的是税率高低；但对许多台湾高资产人士而言，除了税率之外，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风险。 近年来，不少企业主、高资产家庭与家族企业开始分散海外资产，设立海外控股公司、家族办公室，甚至安排下一代赴海外定居，考量的并非单纯节税，而是战争风险下的资产安全与企业延续。 换言之，台湾今天面临的挑战，不只是资本流动，而是安全风险与资本流动相互叠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再推动高额富人税，无异于在原本就摇晃的天平上，再放上一块沉重的砝码。

政策制定者或许认为，5%的富人税只是增加一项税负；但市场看到的信号却可能完全不同。 对投资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上升，政府同时也开始提高资本成本。 当安全与税制两种不确定性同时出现，企业自然会重新评估是否继续将总部、资产与下一代留在台湾。 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与人才的流动具有典型的「单向阀」特性。 企业搬迁、家族办公室外移、资产重新配置，也许只需要几个月；但一旦完成布局，要再回流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永远不会发生。 正如瑞士亿万富翁托马斯．斯特劳曼所说：「如果我离开，我就不会回来了。 」这句话并非情绪性的威胁，而是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

企业迁出后，供应链、研发中心、专业人才与下一代接班布局，往往也会跟着转移，形成难以逆转的长期效应。 这也是许多富人税倡议最容易忽略的成本。 政策讨论往往只计算「可以多收多少税」，却很少计算「可能失去多少税基」。 如果高所得纳税人、企业总部与高附加价值产业逐步外移，流失的不只是财富税，而是所得税、营利事业所得税、消费、投资与就业机会。 最后，真正需要承担后果的，很可能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级。 因为当高所得者与资本逐渐离开，政府的支出并不会因此减少。 公共建设要维持，社会福利要支付，国防预算更可能因安全情势而持续增加。 在税基缩小、财政需求扩大的情况下，政府最终只能把更多财政负担转嫁到无法移动的群体——受薪阶级、中小企业与一般家庭。

因此，5%的富人税真正值得讨论的，不只是「能不能课」，而是课完之后，谁还留在台湾纳税？ 真正的风险，是失去未来的税基 瑞士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稳定的税收来自人民对制度的信任；欧美的经验则提醒我们，试图用制度困住资本，往往适得其反。 而台湾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警惕，因为我们还背负着地缘政治风险。 在战争阴影尚未消散的此刻，台湾真正需要竞争的，不是谁能对富人课更多税，而是谁能让企业家相信，未来二十年、三十年，台湾仍然是一个值得投资、值得创业、值得把家族与资产留下来的地方。 否则，一旦资本开始离开，流失的不只是今天的富人，而是整个国家未来的财政基础与经济竞争力。

财政纪律与政府如何运用税收，比开辟新的税源更重要 近5年来，台湾中央政府连年出现庞大的超征税收，累积金额每年都已超过新台币五千亿元。 这也让人不禁要问：当政府已经收到远超过预算编列的税收时，现在真正欠缺的，究竟是新的富人税，还是更好的财政治理？ 如果政府一方面年年超征数千亿元，另一方面又主张必须再开征5%的富人税，社会自然会质疑：问题究竟出在收入不足，还是支出效率与资源配置？ 真正成熟的民主国家，应该先回答人民每一块税金花到哪里、是否发挥最大效益，而不是将增加税负视为解决所有财政问题的万灵丹。 更何况，台湾目前面临的不只是财政挑战，更有地缘政治竞争、资本外流与人才流失的压力。

在这样的时刻，与其设计一个5%的「离境惩罚」，不如打造一个值得那5%富人税的国家。 税收的本质，从来不是国家对人民财富的强制征收，而是人民愿意用一部分财富，购买一个值得效忠的国家。 当税收不再是法治、安全与公共服务的合理对价，而逐渐沦为满足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受伤的不只是富人。 资本会流动、企业会离开、人才会外移，最终流失的是整个国家的税基，而承担代价的，将是所有留在台湾的人。 因此，在讨论是否开征5%富人税之前，或许更应该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当台湾已连5年超征超过五千亿元税收，我们真正需要的，究竟是更多的税，还是更值得人民信任的政府？ 人民更该追问：近5年每年平均超征5000亿元 这些钱去哪了？ ＊作者为国小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