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正文
近日,吴国栋先生撰文批评我反对政府推动移工「零付费」,甚至以「私人利润危机」、「仲介利益保卫战」等措辞,将我对产业成本与政策配套的质疑,解读为仲介业者害怕利益受损。 既然吴先生使用如此强烈的语言,我也必须清楚回应:这种说法不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更是刻意偷换概念、转移焦点。 我从来没有说,移工应该遭受不合理收费;我也没有反对国际社会防止强迫劳动及债务束缚的目标。 我提出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所谓「移工零付费」,并不代表招募过程不再产生成本,而是把原本由移工负担的费用,改由谁来支付。 答案非常清楚:不是政府,不是美国品牌,也不是提出口号的倡议团体,而是台湾雇主,尤其是承受能力最弱的中小企业。 仲介利益真的会因零付费而消失吗?
吴先生把我的立场说成仲介业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反对改革,但这个逻辑根本不成立。 事实上,台湾许多大型电子厂及国际品牌供应链,早已依照RBA规范实施移工零付费。 RBA要求工人不得支付雇主或招募机构的招募费;如工人已支付,相关费用还应返还。 可是,在这种制度下,仲介公司仍然承办招募、文档、入境、安置及后续服务,只是费用改由企业支付。 仲介业并没有因此消失,合理服务报酬也不会凭空蒸发。 因此,零付费真正改变的,不是仲介公司有没有服务,而是谁付钱。 既然费用最终仍然存在,把这场政策辩论扭曲成「仲介不愿失去利益」,不过是避开真正的问题:雇主增加多少成本? 政府做过什么影响评估? 中小企业是否承担得起?
台湾不是每一家企业都叫台积电目前采用RBA规范的,多半是国际品牌、大型电子厂及其内核供应链。 这些企业拥有较高的资本规模、较强的议价能力,也较可能把添加成本反映在订单、报价或供应链管理费用之中。 但是,台湾绝大多数企业不是国际大厂,而是中小企业。 许多传统产业及代工厂的毛利率只有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甚至更低。 对大型企业而言,每位移工增加数万元招募成本,可能只是一项管理费用;对聘雇数十名、上百名移工的中小企业而言,却可能是数百万元的添加负担,直接吃掉原本微薄的利润。 这不是企业不愿意保障移工,而是政府不能假装所有企业都有相同的财务能力。 拿台积电的承受能力,要求全台湾中小企业比照办理,这不是公平改革,而是政策上的何不食肉糜。
当企业原本已受到汇率、电价、工资、土地、环保、碳费及国际竞争压力,政府再把跨国招募费用全面转嫁给雇主,或许不会成为任何一家企业关门的唯一原因,却可能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的论点从来不是「某家工厂因为零付费而倒闭」,而是:当企业已在困境中挣扎,政府为何还要在缺乏分级、缓冲与配套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固定成本? 原因不同,不代表压力不存在;不是唯一死因,也不代表不是致命的一刀。 比较日本、韩国,不能只挑自己想看的部分国际劳工组织确实主张,劳工不应直接或间接负担招募费及相关成本;RBA也把零付费纳入全球供应链标准。 但这些是公平招募及供应链治理原则,不代表所有国家已经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对所有产业、所有雇主一刀切实施。
要比较,就应该比较雇主聘雇移工的总成本,而不是只比较其中一笔费用。 台湾制造业雇主除了薪资、加班费、保险、健康检查、生活照顾、行政管理及宿舍管理之外,依法还要按月缴纳就业安定费。 依不同核配方式及比例,制造业雇主每名移工的就业安定费可能从每月数千元起,增加配额时费率更高。 这是雇主持续性、按月发生的法定负担。 膳宿部分也不是一句「可以向移工收费」就能完全抵销。 劳动部规定膳宿必须由劳雇双方事前合理约定,雇主实际上仍须提供宿舍、餐食、水电、设备、管理人员及生活照顾,能约定扣抵的金额与雇主实际支出,往往不是同一回事。 所以我要反问:日本、韩国是否同时采用与台湾完全相同的就业安定费制度?
是否同时要求雇主承担相同程度的宿舍、膳食与生活管理责任? 政府若要引进国际制度,为什么只引进增加雇主成本的部分,却不把其他国家的配套、补助、公共招募机制及成本分担方式一并搬进来? 制度不能只学一半,更不能把各国最严格的规定全部叠加在台湾雇主身上。 这究竟是国际义务,还是政策选择? 更值得追问的是:台湾政府今天推动零付费,究竟是谁的政策主张? 劳动部已公开说明,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涉及防制强迫劳动的移工政策承诺,目前针对的是制造业及渔捞业,并未包括家庭看护工。 这说明当前政策压力,确实与台美贸易谈判、国际供应链及强迫劳动标准密切相关。 既然如此,政府就更应该把事情说清楚:美方究竟要求台湾做到什么程度?
是要求移工不得负担不合理费用,还是要求台湾雇主承担所有跨国招募成本? 是只适用输美高风险供应链,还是要扩及所有制造业中小企业? 费用范围如何认定? 护照、体检、训练、交通、文档、仲介及服务费是否全部都算? 输出国政府、国外仲介、国际品牌、台湾政府与国内雇主,各自应负担多少? 这些问题如果都没有答案,政府却先喊出「零付费」,就是先做政治宣示,再让企业自行承担后果。 保障移工,不能让台湾中小企业独自埋单我支持防止移工因高额债务陷入剥削,也支持政府清查不合理收费。 但是,保障移工不能只有一条路,更不能把所有费用无限转嫁给台湾雇主。
真正负责任的方案,应该至少包含政府与国际品牌共同分担、输出国招募费用透明化、公共招募机制、收费上限、违法费用追偿、企业规模分级、过渡期及中小企业补助。 国际品牌既然要求供应链遵守零付费,就不能一面压低采购价格,一面要求台湾代工厂独自负担全部成本;政府既然以国际贸易利益为理由接受相关承诺,也不能自己取得谈判成果,却把履约成本全部留给企业。 谁制定标准,谁就应共同承担成本;谁取得贸易利益,谁就不应把代价全部转嫁给最弱势的中小企业。 请回答问题,不要再攻击身分我从事就业服务工作三十五年,正因为长期站在移工、雇主、仲介及政府制度交会的第一线,所以更清楚任何政策口号最后如何落实,又由谁承担后果。 难道熟悉制度的人提出问题,就叫利益冲突?
难道不了解产业成本的人,反而比较有资格评论政策? 吴先生可以支持零付费,也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但请不要再以「仲介利益」取代政策辩论。 请直接回答以下问题:零付费之后,全部费用由谁支付? 政府有没有估算每名移工的完整添加成本? 有没有区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 为什么台湾雇主已负担就业安定费、膳宿及生活管理成本,还要再单独承担全部跨国招募费? 国际品牌、美国市场、政府与移工输出国,为何不共同分担? 零付费不是零成本,口号也不会让帐单消失。 把成本从移工身上移走,可能是政策选择;但把全部帐单丢给台湾中小企业,绝对不是唯一选择。 不要把仲介当箭靶,更不要把中小企业当祭品。
当企业被一项又一项成本推向倒闭,失去的不只是雇主的事业,更是本国劳工的工作、政府的税收与台湾整体产业竞争力。 这才是我提出警告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