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吳國棟先生撰文批評我反對政府推動移工「零付費」，甚至以「私人利潤危機」、「仲介利益保衛戰」等措辭，將我對產業成本與政策配套的質疑，解讀為仲介業者害怕利益受損。 既然吳先生使用如此強烈的語言，我也必須清楚回應：這種說法不但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更是刻意偷換概念、轉移焦點。 我從來沒有說，移工應該遭受不合理收費；我也沒有反對國際社會防止強迫勞動及債務束縛的目標。 我提出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所謂「移工零付費」，並不代表招募過程不再產生成本，而是把原本由移工負擔的費用，改由誰來支付。 答案非常清楚：不是政府，不是美國品牌，也不是提出口號的倡議團體，而是台灣雇主，尤其是承受能力最弱的中小企業。 仲介利益真的會因零付費而消失嗎？

吳先生把我的立場說成仲介業者為了自身利益而反對改革，但這個邏輯根本不成立。 事實上，台灣許多大型電子廠及國際品牌供應鏈，早已依照RBA規範實施移工零付費。 RBA要求工人不得支付雇主或招募機構的招募費；如工人已支付，相關費用還應返還。 可是，在這種制度下，仲介公司仍然承辦招募、文件、入境、安置及後續服務，只是費用改由企業支付。 仲介業並沒有因此消失，合理服務報酬也不會憑空蒸發。 因此，零付費真正改變的，不是仲介公司有沒有服務，而是誰付錢。 既然費用最終仍然存在，把這場政策辯論扭曲成「仲介不願失去利益」，不過是避開真正的問題：雇主增加多少成本？ 政府做過什麼影響評估？ 中小企業是否承擔得起？

台灣不是每一家企業都叫台積電目前採用RBA規範的，多半是國際品牌、大型電子廠及其核心供應鏈。 這些企業擁有較高的資本規模、較強的議價能力，也較可能把新增成本反映在訂單、報價或供應鏈管理費用之中。 但是，台灣絕大多數企業不是國際大廠，而是中小企業。 許多傳統產業及代工廠的毛利率只有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甚至更低。 對大型企業而言，每位移工增加數萬元招募成本，可能只是一項管理費用；對聘僱數十名、上百名移工的中小企業而言，卻可能是數百萬元的新增負擔，直接吃掉原本微薄的利潤。 這不是企業不願意保障移工，而是政府不能假裝所有企業都有相同的財務能力。 拿台積電的承受能力，要求全台灣中小企業比照辦理，這不是公平改革，而是政策上的何不食肉糜。

當企業原本已受到匯率、電價、工資、土地、環保、碳費及國際競爭壓力，政府再把跨國招募費用全面轉嫁給雇主，或許不會成為任何一家企業關門的唯一原因，卻可能成為壓垮中小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的論點從來不是「某家工廠因為零付費而倒閉」，而是：當企業已在困境中掙扎，政府為何還要在缺乏分級、緩衝與配套的情況下，繼續增加固定成本？ 原因不同，不代表壓力不存在；不是唯一死因，也不代表不是致命的一刀。 比較日本、韓國，不能只挑自己想看的部分國際勞工組織確實主張，勞工不應直接或間接負擔招募費及相關成本；RBA也把零付費納入全球供應鏈標準。 但這些是公平招募及供應鏈治理原則，不代表所有國家已經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對所有產業、所有雇主一刀切實施。

要比較，就應該比較雇主聘僱移工的總成本，而不是只比較其中一筆費用。 台灣製造業雇主除了薪資、加班費、保險、健康檢查、生活照顧、行政管理及宿舍管理之外，依法還要按月繳納就業安定費。 依不同核配方式及比例，製造業雇主每名移工的就業安定費可能從每月數千元起，增加配額時費率更高。 這是雇主持續性、按月發生的法定負擔。 膳宿部分也不是一句「可以向移工收費」就能完全抵銷。 勞動部規定膳宿必須由勞雇雙方事前合理約定，雇主實際上仍須提供宿舍、餐食、水電、設備、管理人員及生活照顧，能約定扣抵的金額與雇主實際支出，往往不是同一回事。 所以我要反問：日本、韓國是否同時採用與台灣完全相同的就業安定費制度？

是否同時要求雇主承擔相同程度的宿舍、膳食與生活管理責任？ 政府若要引進國際制度，為什麼只引進增加雇主成本的部分，卻不把其他國家的配套、補助、公共招募機制及成本分擔方式一併搬進來？ 制度不能只學一半，更不能把各國最嚴格的規定全部疊加在台灣雇主身上。 這究竟是國際義務，還是政策選擇？ 更值得追問的是：台灣政府今天推動零付費，究竟是誰的政策主張？ 勞動部已公開說明，臺美對等貿易協定涉及防制強迫勞動的移工政策承諾，目前針對的是製造業及漁撈業，並未包括家庭看護工。 這說明當前政策壓力，確實與臺美貿易談判、國際供應鏈及強迫勞動標準密切相關。 既然如此，政府就更應該把事情說清楚：美方究竟要求台灣做到什麼程度？

是要求移工不得負擔不合理費用，還是要求台灣雇主承擔所有跨國招募成本？ 是只適用輸美高風險供應鏈，還是要擴及所有製造業中小企業？ 費用範圍如何認定？ 護照、體檢、訓練、交通、文件、仲介及服務費是否全部都算？ 輸出國政府、國外仲介、國際品牌、台灣政府與國內雇主，各自應負擔多少？ 這些問題如果都沒有答案，政府卻先喊出「零付費」，就是先做政治宣示，再讓企業自行承擔後果。 保障移工，不能讓台灣中小企業獨自埋單我支持防止移工因高額債務陷入剝削，也支持政府清查不合理收費。 但是，保障移工不能只有一條路，更不能把所有費用無限轉嫁給台灣雇主。

真正負責任的方案，應該至少包含政府與國際品牌共同分擔、輸出國招募費用透明化、公共招募機制、收費上限、違法費用追償、企業規模分級、過渡期及中小企業補助。 國際品牌既然要求供應鏈遵守零付費，就不能一面壓低採購價格，一面要求台灣代工廠獨自負擔全部成本；政府既然以國際貿易利益為理由接受相關承諾，也不能自己取得談判成果，卻把履約成本全部留給企業。 誰制定標準，誰就應共同承擔成本；誰取得貿易利益，誰就不應把代價全部轉嫁給最弱勢的中小企業。 請回答問題，不要再攻擊身分我從事就業服務工作三十五年，正因為長期站在移工、雇主、仲介及政府制度交會的第一線，所以更清楚任何政策口號最後如何落實，又由誰承擔後果。 難道熟悉制度的人提出問題，就叫利益衝突？

難道不了解產業成本的人，反而比較有資格評論政策？ 吳先生可以支持零付費，也可以批評我的觀點，但請不要再以「仲介利益」取代政策辯論。 請直接回答以下問題：零付費之後，全部費用由誰支付？ 政府有沒有估算每名移工的完整新增成本？ 有沒有區分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 為什麼台灣雇主已負擔就業安定費、膳宿及生活管理成本，還要再單獨承擔全部跨國招募費？ 國際品牌、美國市場、政府與移工輸出國，為何不共同分擔？ 零付費不是零成本，口號也不會讓帳單消失。 把成本從移工身上移走，可能是政策選擇；但把全部帳單丟給台灣中小企業，絕對不是唯一選擇。 不要把仲介當箭靶，更不要把中小企業當祭品。

當企業被一項又一項成本推向倒閉，失去的不只是雇主的事業，更是本國勞工的工作、政府的稅收與台灣整體產業競爭力。 這才是我提出警告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