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十月十六日，中共的原子弹试爆，惊醒了世界列强帝国主义的美梦，也打破了美苏多年来企图摧毁中国人核子武力的幻想。 另一个被惊醒的，是身处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才意识到，中国人的自力更生，不仅能克难，还能创新，更有可能达到让世人不敢轻侮的地步。 于是，政府从美国礼聘近代物理大师吴大猷，名义上主持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实则希望他主导核武研究计划。 不料吴大猷亲历美国核武发展时代，深知这条路对国家并非福祉，他老先生坚决反对。 当时是蒋中正总统执政，也只有吴大猷有资格如此表态。 层峰无奈，只好将任务交由国防部，期望自行培养相关能力。

于是借着兴建石门水库留下的工程房舍，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筹备处，由留学英国的技术军官唐君铂中将担任筹备主任，明确目标是发展核子武器。 不过筹设过程难免波折。 当年国家财力有限，外汇更是短缺。 初期计划先建造一座可生产核武原料的原子炉。 恰逢台湾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台电）也要兴建核能电厂，国防部便主张购买一座既能发电，又能生产核武原料的原子炉。 当时德国西门子（Siemens）公司前来推销可兼具用途的核能设备，中科院开始评估。 但台电立场明确，坚持不让军方与其核电设施有任何瓜葛。 此期间双方洽商无数次，始终各执己见，台电均以技术问题及国际政治干预为挡箭牌。

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时，曾安排唐君铂出任原子能委员会驻会委员，希望促成一个集成方案，但最终仍不欢而散，各行其是。 台电后来分别采用了奇异与西屋公司的原子炉，中科院则选择了加拿大的重水式原子炉。 这类原子炉确实具发电功能，但中科院选用的型号功率有限，只足以生产核武用的钚（Pu）同位素。 事实上，美国早期也曾使用加拿大的这类炉型生产核弹原料。 但仅有原子炉还不够，还需要后续的加工处理设备，才能将炉内所产钚提炼为核武原料。 加拿大不卖这类设施，美国更不可能，只能转向欧洲的德、法等国寻求突破，自此也为日后错综复杂的发展局面埋下伏笔。 当时中科院负责人心思单纯，完全忽略核武在国际政治中极具敏感性的角色。

各国发展核武多采秘密方式，先确保设备无虞再谈规划，但中科院几乎在欧洲采公开招标、分段采购，还讨价还价。 最后才从法国取得一座可处理少量钚同位素的实验室设备，其特点在于可防范高辐射与毒性物质。 就在此时，美国开始警觉我方发展动向过于积极，其压力可能也来自中共，总之已不再容忍，从此展开对我国长达十余年的核能发展干预行动。 其做法与当年苏联为防中共拥核而撤走所有技术人员如出一辙。 中共当时喊出「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口号，反映出研发难度与决心。 而台湾无论在人力或资源上，实质抗压能力与中共相比明显较弱。 但科技发展最终还是靠「人」的能力。 台湾的理工教育成效显著，美国虽能阻绝设备来源，却难限制研究人员的知识与能力。

因此美方只能持续监督中科院辖下的核能研究所。 后来，蒋经国总统也看得明白，将策略操作至最高点，「只研究、不制造」成为政府多年来的公开立场，这句话也逐渐演化为令人难以忽视的策略性表态。 在「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下，拥有庚子款的清华担负重任 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正式掀起二次大战后的核武竞赛，也因此打开冷战时代—这是借由毁灭性的吓阻武力，来维持大国之间的均势。 既然目的是吓阻，而且希望控制在美俄两大势力之间，就不能让更多国家发展核武。 于是，在联合国架构下，由美国主导推动「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组织，积极介入各国的核能科技活动。

不只倡导签署防止核子武器技术与原料研发扩散的共同条约，美国更与多国签订双边合作协定，这便是美国总统艾森豪提出「原子能和平用途」构想的完整背景。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我国与美国也签署了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并由美方协助建造一座研究用原子炉。 当时，因为拥有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清华大学以在台复校之名成立「原子科学院」，专责人才培育，以配合这座于民国五十年（一九六一）完工的实验用原子炉。 同时，国际原子能总署也提供经费，我国政府得以选派大批技术人员前往美国知名的核能研究设施—芝加哥阿冈研究所（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受训。 清华大学原子科学院也于此时开始招收硕士班学生。

五○年代台湾生活清苦，军人尤其艰难。 当时有一批曾参与抗战、受过良好正规大学教育的军人，来台后因职务编制有限无法发挥所长，又因学历过高不易被既有管理阶层接纳，成为体制眼中的「包袱」。 在特许下，有人报考清华研究所，陆续也开放军校毕业生循此管道进修。 这些人毕业后，有的出国深造，有的返国任教，也有的留在海外发展，总算累积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人才。 他们的情况，与当时大量出国留学、仅少数返国的民间大学生相仿。 这批人中，有一位是文职技术人员郑振华，曾被派往阿冈研究所受训，他是协助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之夫婿袁家骝的亲戚；另一位是赴美密西根大学取得核工博士学位的空军军官钱积彭。

郑与钱两人，后来都在我国核能发展史上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 可惜的是，早期这种仰赖国家公费培育核能人才的路径未能延续扩大。 十余年后，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时，首要之务依然是选派大批军中与文职技术人员赴国外深造，取得硕士、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