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十月十六日，中共的原子彈試爆，驚醒了世界列強帝國主義的美夢，也打破了美蘇多年來企圖摧毀中國人核子武力的幻想。 另一個被驚醒的，是身處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才意識到，中國人的自力更生，不僅能克難，還能創新，更有可能達到讓世人不敢輕侮的地步。 於是，政府從美國禮聘近代物理大師吳大猷，名義上主持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實則希望他主導核武研究計畫。 不料吳大猷親歷美國核武發展時代，深知這條路對國家並非福祉，他老先生堅決反對。 當時是蔣中正總統執政，也只有吳大猷有資格如此表態。 層峰無奈，只好將任務交由國防部，期望自行培養相關能力。

於是藉著興建石門水庫留下的工程房舍，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科院）籌備處，由留學英國的技術軍官唐君鉑中將擔任籌備主任，明確目標是發展核子武器。 不過籌設過程難免波折。 當年國家財力有限，外匯更是短缺。 初期計劃先建造一座可生產核武原料的原子爐。 恰逢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也要興建核能電廠，國防部便主張購買一座既能發電，又能生產核武原料的原子爐。 當時德國西門子（Siemens）公司前來推銷可兼具用途的核能設備，中科院開始評估。 但台電立場明確，堅持不讓軍方與其核電設施有任何瓜葛。 此期間雙方洽商無數次，始終各執己見，台電均以技術問題及國際政治干預為擋箭牌。

蔣經國擔任國防部長時，曾安排唐君鉑出任原子能委員會駐會委員，希望促成一個整合方案，但最終仍不歡而散，各行其是。 台電後來分別採用了奇異與西屋公司的原子爐，中科院則選擇了加拿大的重水式原子爐。 這類原子爐確實具發電功能，但中科院選用的型號功率有限，只足以生產核武用的鈽（Pu）同位素。 事實上，美國早期也曾使用加拿大的這類爐型生產核彈原料。 但僅有原子爐還不夠，還需要後續的加工處理設備，才能將爐內所產鈽提煉為核武原料。 加拿大不賣這類設施，美國更不可能，只能轉向歐洲的德、法等國尋求突破，自此也為日後錯綜複雜的發展局面埋下伏筆。 當時中科院負責人心思單純，完全忽略核武在國際政治中極具敏感性的角色。

各國發展核武多採祕密方式，先確保設備無虞再談規劃，但中科院幾乎在歐洲採公開招標、分段採購，還討價還價。 最後才從法國取得一座可處理少量鈽同位素的實驗室設備，其特點在於可防範高輻射與毒性物質。 就在此時，美國開始警覺我方發展動向過於積極，其壓力可能也來自中共，總之已不再容忍，從此展開對我國長達十餘年的核能發展干預行動。 其做法與當年蘇聯為防中共擁核而撤走所有技術人員如出一轍。 中共當時喊出「寧可不要褲子也要核子」的口號，反映出研發難度與決心。 而台灣無論在人力或資源上，實質抗壓能力與中共相比明顯較弱。 但科技發展最終還是靠「人」的能力。 台灣的理工教育成效顯著，美國雖能阻絕設備來源，卻難限制研究人員的知識與能力。

因此美方只能持續監督中科院轄下的核能研究所。 後來，蔣經國總統也看得明白，將策略操作至最高點，「只研究、不製造」成為政府多年來的公開立場，這句話也逐漸演化為令人難以忽視的策略性表態。 在「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下，擁有庚子款的清華擔負重任 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正式掀起二次大戰後的核武競賽，也因此開啟冷戰時代—這是藉由毀滅性的嚇阻武力，來維持大國之間的均勢。 既然目的是嚇阻，而且希望控制在美俄兩大勢力之間，就不能讓更多國家發展核武。 於是，在聯合國架構下，由美國主導推動「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組織，積極介入各國的核能科技活動。

不只倡導簽署防止核子武器技術與原料研發擴散的共同條約，美國更與多國簽訂雙邊合作協定，這便是美國總統艾森豪提出「原子能和平用途」構想的完整背景。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我國與美國也簽署了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並由美方協助建造一座研究用原子爐。 當時，因為擁有美國歸還的庚子賠款，清華大學以在台復校之名成立「原子科學院」，專責人才培育，以配合這座於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完工的實驗用原子爐。 同時，國際原子能總署也提供經費，我國政府得以選派大批技術人員前往美國知名的核能研究設施—芝加哥阿岡研究所（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受訓。 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也於此時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

五○年代台灣生活清苦，軍人尤其艱難。 當時有一批曾參與抗戰、受過良好正規大學教育的軍人，來臺後因職務編制有限無法發揮所長，又因學歷過高不易被既有管理階層接納，成為體制眼中的「包袱」。 在特許下，有人報考清華研究所，陸續也開放軍校畢業生循此管道進修。 這些人畢業後，有的出國深造，有的返國任教，也有的留在海外發展，總算累積了一批具備專業素養的人才。 他們的情況，與當時大量出國留學、僅少數返國的民間大學生相仿。 這批人中，有一位是文職技術人員鄭振華，曾被派往阿岡研究所受訓，他是協助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吳健雄之夫婿袁家騮的親戚；另一位是赴美密西根大學取得核工博士學位的空軍軍官錢積彭。

鄭與錢兩人，後來都在我國核能發展史上扮演了極為特殊的角色。 可惜的是，早期這種仰賴國家公費培育核能人才的路徑未能延續擴大。 十餘年後，中山科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時，首要之務依然是選派大批軍中與文職技術人員赴國外深造，取得碩士、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