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正文
2011年,韓國電影《熔爐》將聽障學生遭受性暴力、求助卻被權勢阻擋的故事搬上銀幕。 令人憤怒的,不只是加害者的殘酷,還有那些原本應該保護孩子的人,如何讓傷害被掩蓋、讓正義一次次落空。 電影引發社會動員,推動性犯罪刑罰、追訴規範及社會福利法人治理等改革,也讓更多人開始追問:接受政府補助、以照顧弱勢為名的機構,為什麼能長期將受害者與外界隔開? 2020年,臺灣電影《無聲》也將鏡頭對準聽障學生的校園生活。 銀幕上的孩子並非沒有表達痛苦,而是他們的求救,未必能穿過師長的權威、同儕的壓力,以及機構維持自身秩序的需要。 兩部電影讓觀眾看見,當教育與照顧成為生活中無可替代的依靠,受到傷害的人,要開口已經困難,要離開更不容易。
電影能讓社會震動,現實中的保護卻需要維持更久。 《熔爐》之後,韓國仍須面對身障住宿機構虐待反覆發生的問題;《無聲》之後,臺灣也沒有迎來可以放心的結局。 2026年,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下稱南聰)再度有主管遭監察院彈劾。 監察院指出,校方知悉教師涉及違反專業倫理的校園性別事件後,未依法及時正確通報,更涉及隱匿證據、串證及滅證,事後也未依法提供學生保護措施,反而將事件歸咎於學生。 這所曾因大規模校園性別事件受到調查、糾正的學校,再次暴露出處理機制的重大失靈。 彈劾涉及的個人責任,仍須由後續懲戒程序判斷;但國家如何保護學生,不能繼續等待。 一所曾經遭到重大調查、接受專案輔導的學校,為什麼仍可能阻斷求助?
如果國家早已知道風險,也曾經介入,究竟依據什麼判斷,認為原有的管理體系已經足以保障學生安全? 反覆發生的侵害,不只要求我們調查新的違法,也要求我們查明:上一次的「改善完成」,究竟是如何成立的。 求助如何被解釋成另一件事 從公開的調查內容與報導,可以看見一種令人不安的轉變:學生提出的疑似受害訊息,進入行政體系後,可能被重新命名為親師生衝突;原本應啟動保護的時刻,轉而成為安撫情緒、處理貼文與維護學校秩序的工作。 通報制度的功能,就是讓疑似事件及早進入有權調查、提供保護的程序。 如果掌握第一手訊息的人,同時在意校譽、人事責任,以及自己的處置是否遭到追究,事件便可能在正式調查以前,被降格、延後,甚至失去原貌。
對學生而言,這不是抽象的行政分類。 他說出口的是一段難以承受的經驗,收到的回應卻可能是:先冷靜、先不要公開、先配合學校處理。 類似的失靈,也出現在校園以外。 監察院2025年對花蓮禪光育幼院的調查指出,縣府曾將院生遭受的不當對待視為合理管教,以不開案或結案處理;歷次訪視也未能發現院生遭隔離的處境。 早在2015年,評鑑就曾指出機構性平事件未依流程處理,到了2024年,仍有責任通報與專案督導未落實的問題。 外部監督存在,警訊也曾出現,卻未能及時轉化為保護。 更令人難受的是,監察院記載,遭不當對待的孩子認為自己害了機構。 當一個孩子必須依靠機構生活,又把揭露傷害理解成背叛照顧自己的人,求助便同時伴隨失去歸屬的恐懼。
主管機關如果也接受機構的解釋,孩子面對的就不只是某位照顧者,而是連外部世界都不相信他的處境。 制度失靈最深的傷害,在於它教會受害者:求助之後,自己反而成了必須被管理的人。 保護制度必須讓孩子知道,指出傷害,不會使他失去被照顧的資格。 因此,正常處理不能只剩通報、調查、懲處的文件流程。 接獲訊息時,就應同步處理安全、證據保存、適切溝通與支持需求;調查期間,要避免不當接觸、反覆詢問與報復;結果作成後,還須追蹤學生能否安心繼續生活。 刑事偵查、行政調查與學生支持各有任務,不能因為其中一條程序尚未結束,就讓其他保護工作停下來。
孩子需要學校,不代表原有管理權不能改變 南聰這類學校提供的不只是課堂教學,還可能包含住宿、溝通支持、同儕連結,以及家庭難以自行取得的教育資源。 也正因如此,當社會要求重整、暫停招生,甚至討論停辦時,經常會遇到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這些孩子要去哪裡? 這個問題必須認真回答。 突然移轉學生,可能破壞原有支持關係,增加交通、家庭照顧與學習負擔。 一般學校若欠缺適切資源,「回到社區」也可能只是讓學生換一個地方承受孤立。 聾人社群的語言與文化,更不能在改革中被當成可以隨意拆散的附屬品。 然而,學生缺乏替代選擇,也不能成為原有機構免受強力問責的理由。 國家對特教資源供給不足,不能成為降低學生安全標準的理由。
應該分開討論的,是服務的延續與管理權力的延續。 學生需要穩定教育,不代表造成風險的指揮關係、人事安排與處理方式,都必須跟著保留。 政策不能只讓家長在「留下承擔風險」與「離開失去資源」之間選擇。 主管機關應提出具體方案:如何維持教學與住宿、保留可信任的支持者、調整涉有利益衝突的權責,以及必要時提供替代服務。 若現行法制不足以支撐適當介入,就應指出缺口並補足,不能讓權限不明的代價,繼續由學生承擔。 台南多所學校因校園性平案件處理有違失,今遭監委高鳳仙發佈新聞稿糾正涉案教師任職學校與當地教育局,亦公佈狼師姓名。 示意圖,與當事人、校無關。
(取自jim@Flickr) 獨立性,要延伸到證詞說完以後 面對校方可能隱匿或干預的疑慮,最直接的答案是引入外部調查。 但外部委員進校,不代表學生已經獲得獨立的保護。 訪談結束後,學生仍要回到宿舍、面對師長,依靠校內人員安排生活。 教職員提供證詞後,也可能繼續留在原有職場。 如果說出真相的代價,仍由證人獨自承擔,程序再完整,也可能只取得最安全、最不會得罪人的版本。 因此,獨立性不能只看委員名單。 必須考慮評估的問題至少還有:誰能自行接觸學生? 誰掌握原始資料? 學生能否私下使用求助管道? 誰會追蹤訪談後的處境? 支持者是否能依學生需要持續陪伴,而非隨調查結案一併離場? 對聽障學生而言,這還涉及溝通權利。
提供手語通譯只是起點,仍須確認溝通方式符合當事人需求,協助者具有適當能力,也沒有讓學生不敢坦白的利害關係。 不能把表達困難、敘述片段或情緒反應,輕率轉化為不可信的理由。 高雄某國小蘇姓教師案,則呈現程序已經啟動、風險卻繼續存在的危險。 監察院指出,校方接獲檢舉後,竟以學生未心生畏懼等理由,未命教師請假或暫時停聘,致通報後逾3個月,仍未完全阻絕教師與學生接觸的機會;對拒絕受訪的受害學生,也未依現有事實釐清、提出調查報告,就予以結案。 孩子沒有表現出大人預期的恐懼,不代表沒有受到傷害;暫時不願再談,也不代表其他可調查的線索就此消失。 尊重孩子拒絕反覆敘說的意願,應與調查機關善用既有資料、持續提供支持並行。
否則,制度表面上把選擇交給孩子,實際上卻把查明真相的責任,也一併放回孩子身上。 保護措施的成效,應從當事人的生活判斷:他現在是否比較敢拒絕? 是否知道可以找誰? 求助後是否遭到孤立? 如果對處理結果有異議,有沒有另一條可用的路? 一個制度是否獨立,必須檢驗人們說出不利於機構的事實後,能不能繼續安全生活。 《熔爐》之後,韓國政府作了什麼 《熔爐》帶來的改革,包含2011年針對特定兒童及身障者遭受性侵害犯罪的刑罰與追訴時效調整,以及2012年社會福利法人治理的修正。 依當時修法,社會福利法人至少三分之一的理事,須由法定外部推薦機制提出的人選中選任,試圖降低封閉經營所造成的風險。 電影促成了修法,並不等於改革從此完成。
2026年,韓國國會立法調查處以色洞院事件為背景,重新檢視身障住宿機構虐待為何反覆發生、又遲至事後才被揭露。 報告指出,監督團即使有過半外部成員,仍可能因機構主管參與任命而受到限制;內部人員也可能因擔心身分曝光、失業與再就業困難,不敢揭發。 它進一步建議強化揭弊者支持、監督者獨立性,以及主動調查和突擊檢查的法律依據與資源。 韓國經驗的價值,正在於它同時呈現改革與改革的不足。 外部席次、通報義務與定期訪查,都需要檢查背後的任命關係、實際權限與工作條件。 倘若監督者仍依賴受監督者提供資訊,內部人員仍無力承擔揭弊代價,封閉就可能在新制度裡延續。 這也應成為我國政府的警醒,不能把改革理解成一次修法、一份調查報告,或一次人事更替。
制度建立之後,仍須持續檢驗:它有沒有讓原本不能說、不敢說的人,取得安全發聲的條件? 國家進場以後,還要改變什麼 國際經驗可以有哪些參照? 日本東京都設置由律師受理、針對教職員性暴力的第三方諮詢窗口,提供學生與家長校外求助入口。 這類安排提醒我們,學生不應必須先取得校方理解,才能接近保護資源。 香港童樂居虐兒事件後,處理範圍延伸到管理層更替、機構管治與主管機關巡查。 社會福利署要求落實改善,並提出加密高風險單位巡查、抽查閉路電視紀錄等措施。 這顯示,維持服務運作的同時,也可以要求管理與監督方式改變;至於是否有效,仍須靠後續成效證明。 新加坡在Kinderland事件中,對涉事中心採取縮短執照期限等措施,提供一種持續檢驗營運資格的工具。
私立幼教機構的執照制度,不能直接套用於我國的國立特教學校,但可以參考借鏡的是,改善期間應有較密集的審查與明確條件,機構不因提交改善報告,就當然回到一般監管狀態。 馬來西亞GISBH事件則提醒我們,救出兒童只是開始。 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在2025年聲明中,除了關切兒童遭受侵害,也要求檢控決策的透明與問責。 大規模執法行動之後,如何持續維護兒童權益、追究組織責任,仍然可能成為新的爭議。 這些案例的對象、法制與侵害型態不同,共同提出的問題卻很清楚:國家如何進場? 進場後能改變什麼? 服務如何延續? 又由誰判斷可以恢復一般運作? 「已經處理」為什麼仍需查證 英國Mendip House的經驗,很值得對照。
這是一所由全國自閉症協會營運、服務成年自閉症者的住宿機構,與南聰的教育場域不同,但同樣涉及住民對服務提供者的高度依賴。 英國照護品質委員會CQC在回應保護檢討報告時承認,先前收到疑慮後,過於輕信地方政府與機構已經處理的保證;直到2016年緊急檢查,才發現管理混亂及多項違規,啟動撤銷登記程序,營運者其後關閉該處服務。 這個承認切中了監督責任最容易被略過的部分:主管機關收到回覆、看過改善文件,究竟憑什麼相信問題已經解決? 如果查證主要依靠被監督者的說法,「已改善」就可能成為下一輪風險的起點。 監督者必須直接接觸服務使用者與揭弊者,檢驗日常生活是否改變,也須對自己曾經接受哪些保證、為何接受,提出說明。
關閉機構固然可能終止某個場域的風險,卻也必須安排服務延續,不能把住民移走,就當成保護已經完成。 這使南聰案的問題更加清楚:外部介入的價值,必須落實在機構日常運作的改變;而政府對改善成效的判斷,本身也應成為監督對象。 臺灣早有人倡議,政府如何承接 臺灣並非沒有引介過國外經驗。 人本教育基金會在2019年就以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為借鏡,要求全面調查各級學校與機構內的兒童性犯罪及處理情形,主張不能只追究個別加害人,還要檢驗組織如何回應,以及如何讓受害者與證人安全發聲。 人本或其他民間團體的這段倡議過程,都必須被記錄下來存檔,否則,每當重大事件發生,社會又再次從「應該參考國外」講起,彷彿過去的研究、連署與政策討論從未存在。
真正需要往下追的是:政府接受了哪些主張? 拒絕或擱置了哪些部分? 提出過什麼替代措施? 多年後,如何檢驗那些措施的效果? 全國性調查也不能取代眼前的保護。 它應整理跨機構的共通問題,檢查哪些規則有利於隱匿、哪些主管機關長期未能履責,並將發現轉化為可以追蹤的改革。 調查報告的厚度,不能成為政策完成的證明。 再次發生,就必須調查前一次改革為何失敗 南聰最需要被追問的,包括過去的介入如何結束、改善如何被確認。 再次發生重大失靈時,新的調查應同時檢驗前一次改革:當初設定了什麼目標? 學生與揭弊者是否參與評估? 減少外部介入時,根據什麼資料? 是否曾有警訊出現,卻未改變監督方式? 這不是要求政府保證永遠沒有事件發生。
通報增加,有時反而代表學生終於敢說;通報減少,也可能是求助再次被壓住。 監督成效不能只看件數,更要看求助是否暢通、處理是否及時、支持是否持續,以及同樣的阻斷方式是否再度出現。 因此,從求助到結案,每一階段都應有可以檢驗的責任:接獲訊息時保存資料、評估安全與支持需求;發現利益衝突或干預疑慮時,依法迴避並調整處理安排;調查期間持續提供可近用的獨立支持,追蹤不利對待;改善期間明定負責機關、資源、期限與可驗證成果;減少或結束介入時,則應說明判斷依據,納入學生經驗,保留後續追蹤與重新介入的條件。 涉及擴張權限或改變組織管理的措施,必須有法律依據、比例原則與救濟機制。
保護兒童不能使行政權免受約束;刑事責任尚未確定,也不能成為所有風險管理一律停擺的理由。 不同措施各有目的,應分別建立適當的啟動門檻與審查程序。 同時,制度不能預設所有教職員都站在學生的對立面。 願意揭發、協助與改變現場的人,需要足夠人力、專業支持與免受報復的保障。 若每一次改革只是增加表單與責任,卻不給資源,最後仍可能由第一線承擔壓力,原有權力關係則安然留下。 誰有權說,現在可以離開了 重大事件後,政府通常會宣布成立小組、邀請專家、提出改善計畫。 比較少被公開說明的,是這些人什麼時候可以離開。 外部介入若隨著預算期程、行政安排或新聞熱度結束,孩子是否已能安心求助,就可能退居次要位置。
改革除了進場條件,更需要退出條件:哪些問題已被排除? 哪些風險仍存在? 學生能否不經校方取得協助? 如果改善失效,誰必須重新介入? 保護兒童隱私,並不妨礙政府說明這些判斷。 當事人的遭遇需要保密,主管機關履行了哪些責任、依據什麼結束專案,則應在適當去識別化後接受檢驗。 從《熔爐》到《無聲》,電影讓更多人看見了孩子的艱難。 但真正困難的工作,是在大家不再談論電影、新聞不再追逐案件之後,仍然有人願意聽,而且有能力回應。 政府必須看見的是,不能讓孩子因為需要學校,就必須承受原有權力不受改變的風險。 當他們沒有容易離開的地方,國家就更有責任讓留下變得安全。
而在下一次宣布「已經改善」之前,政府必須回答清楚:這個判斷,有沒有包括那些還住在裡面、明天仍要回去上課的人? *作者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