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人柴靜製作了一期關於中國女作家張愛玲的節目，披露了張離開中國前後的一些細節，引發不少議論。 關於張愛玲在1952年離開中國大陸、又從香港輾轉前往美國的經歷，這幾年在中文互聯網上一直是熱門話題，也是近年中國「潤學」的一個側面。 曾是中國央視記者、多年前已移居歐洲的柴靜，也算是新一代去國離鄉的中國「潤人」中的知名者。 她做關於張愛玲離開中國內幕的節目，本身就有一種「同病相憐」之意，也將跨越數十年、相隔幾代的中國人「潤」的歷史連接和呼應起來。 所謂「潤」，是以英語詞匯「Run（跑、逃離）」為諧音，指離開或準備離開中國故土、以逃脫困境乃至災禍、到異地異國尋求新生活的行為。

關於如何「潤」、「潤」到哪里、「潤」的歷史，這些信息、知識、討論就是「潤學」，正在離開或已離開者被稱為「潤人」。 張愛玲正是1949年前後、中國大陸劇變時的逃亡浪潮中，大批逃離的「潤人」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另一思想巨匠胡適，還有如錢穆、傅斯年、倪匡等，以及更多知名度較低的精英和平民，也是在那一時段離開中國大陸，前往台灣、香港、歐美、世界各地。 他們在港台或西方過的不算很幸福，但躲過了之後數十年中國大陸殘酷的政治風暴、饑荒與短缺，較安穩的度過了後半生。 如張愛玲直到1995年才去世。 胡適等人較早去世只是由於疾病。

還有李政道、楊振寧等一開始就未返回中國的在美華人學者，與張愛玲類似先到香港後去美國的高錕，在中國大陸之外較為自由富足的環境中成就巨大，還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殊榮。 而留在大陸或從外國返回的各階層中國人，尤其知識精英，如老舍、陳寅恪、沈從文、丁玲、姚桐斌、趙九章、陳天池等，則在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等多輪災禍中，或悲慘死去，或幸存但遍體鱗傷。 兩廂對比，更令人感嘆張愛玲等「潤人」的幸運和留下者的不幸。 中文網絡上許多人津津樂道於這些人物和相關歷史，顯然是在喻指今日中國的情形、反映當下一些國人的心態。 近年之所以「潤學」興起，在於中國改革停滯，經濟明顯下行，尤其經歷疫情及「封城」等「清零」政策衝擊，人們生活普遍變得困難，未來也缺乏希望。

權利和利益遭受損害的許多中國人，對中國現狀失望、對未來無望，於是打算離開中國、在海外尋求出路。 而張愛玲、胡適等早期「潤人」的經歷，給了他們啟發、成為榜樣。 他們也稱讚張愛玲等人見識高遠，沒有被花言巧語欺騙留在大陸，及時「跑路」躲過了後來的災禍，並將張愛玲、胡適等稱為「潤學前輩」、「反詐先鋒」等。 許多中國人出於各種原因希望「潤」出中國、推崇張愛玲等早年的「潤人」，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們對「潤」的歷史與現實的認知，其實是有偏頗和美化、並不完全符合事實的。 以張愛玲為例，她離開中國確實免於後來政治運動的衝擊，但在西方陌生的環境里，收入微薄、生活窘迫。

她也再沒有知名作品產出，此後幾十年都相當低調沉默的度過，與其在中國時佳作疊出、聲名鵲起形成鮮明對比。 這很大程度在於她離開了滋養其文學創造力、讓其如魚得水的家鄉人事、祖國故土、母語環境，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即便張愛玲英語流利，但還是更長於中文寫作而非外文表達。 在美國生活的壓力和瑣事，也讓她難有閒時和舒暢的心情寫作。 在美國默默無聞的張愛玲晚年和逝後重新知名，也是因被中國學界挖掘、為中國讀者青睞，並反過來催生西方對她的關注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張愛玲離開中國大陸後一些成就，包括寫下《秧歌》、《赤地之戀》、研究中國文學，恰恰是其在香港及台灣時所做，遠超其在美國更久時間的成就。 這更側面反映母語和母國文化環境的重要。

而且張愛玲一開始並不願意離開中國，中共建政後她遷延數年才不得不離開。 她在美國雖然平安，卻也平庸化了。 上海康定東路張家老宅裡，至今還保留著紀念張愛玲的一個書房，牆上掛著那張黃逸梵選中帶出國的張愛玲照片。 （石曙萍提供） 可以說，對於一個如此重量級的作家而言，張愛玲離中赴美後的人生是平淡且有些淒涼、事業上不算成功的。 而其他那些知名度較低的「潤人」，有些取得成就，也有的並不順遂、不盡人意。 只是那些成功者普遍在聚光燈下、無論在所在國還是中國都更得到關注，失意者則被忽視、自身也有意遠離他人目光而不為人周知罷了。 「潤人」的命運是幸運還是不幸、日子是好是壞，往往是被時代大環境所決定的，自身難以主宰。

比如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也有一波出國潮。 當時許多人認為中國將會崩潰，歐美則是天堂，加上當時中外經濟民生水平差距確實很大，他們寧可在國外住地下室、打工刷盤子也要留在外國。 離國者中不乏一些體制內和社會精英，放棄在國內優越地位也要「潤」去發達國家。 但後來中國經濟起飛、社會轉穩，同一階層留在國內的普遍抓住了發家致富的機會，比漂泊海外的更成功。 這與1949年前後選擇留下和「潤走」的人截然不同的命運，形成了鮮明對比。 而他們命運的不同，在於中國執政者在關鍵歷史節點上不同的選擇和政策變動，以及「潤」去國家的情況尤其對待移民的態度，以及中外相對的發展水平和趨勢，而非他們個人的努力，也非他們能夠準確判斷和施加影響的。

張愛玲和胡適當年也並不能非常確定的預料後來的中國發生什麼，只是在「去」和「留」之間做出了出於個人好惡的選擇。 如1990年代的執政者閉關鎖國、變本加厲迫害異見者，中國經濟崩潰、發展停滯，那「潤」往外國者就變得「明智」和「幸福」，未離國的則類似1950年代留下的人那樣淒慘；如1950年代執政者沒有大抓大殺，而是按照49年及之前信誓旦旦承諾的那樣善待知識分子、社會賢達，留下及從外國回國的人就會得到重用，「潤」去港台美歐的人反而是「不識時務」，失去建功立業的良機、在失落和邊緣化中度過餘生。 根據當時背景和前情，這些假設都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而現實時間線里留下和離開的人遭遇幸福或災禍，則是不容易預料的。

而在新冠疫情結束、中國解封之後，這新一波「潤」風潮中的「潤人」們，是相對不幸的。 因為他們正面對歐美日在內全球保守排外的民粹浪潮。 各國從國家政策到個人態度，都對移民和難民很不友好。 如美國的ICE（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大肆抓捕無證移民，許多「走線」偷渡入美的中國人被抓進移民監獄；日本對經營管理等簽證及永居門檻大幅提高，還溯及過往，不少喜愛日本而「潤日」的中國人欲哭無淚；歐洲各國也收緊移民政策，正規移民和流亡難民都更難獲得長居身份，前途未卜。 世界各國社會氛圍也從支持多元化、歡迎外來者，變成敵視異類、種族歧視盛行。

而且即便反中國體制的自由派流亡者、親美親日親歐人士也在歧視排擠之列，各國排外主要看針對對象的族群和出生地，而非政治立場，並不因中國「潤人」向往自由民主、親近所在國而親近和接納（少數有利用價值的除外，但不代表大多數）。 即便不談近年的風向，中國人前往異國他鄉，在陌生的環境里，也面對種種困難與障礙。 語言、文化、習俗等的差別都會造成諸多不便。 民主也不是萬能藥，民主國家一樣有階級分化、人性醜陋、官僚主義、各種歧視與不公正。 滿懷對自由世界憧憬的「潤人」到了外國，也要為衣食住行、人際紛爭而憂愁。

許多在國內生活還算體面、有些資源人脈的國人，「潤」到國外後資源和技能幾乎「歸零」，一切要從頭開始，包括不得不從事一些繁重而不體面的工作、相對在中國時階層滑落。 在適應與家鄉差異頗大的規則與世故的過程中，許多「潤人」難免為各種經驗教訓「交學費」。 如曾對美國倍加推崇的中國自由派名人袁騰飛，剛移居美國不久就收到美國醫院高昂的醫療費用賬單，忍不住在朋友圈大罵發泄不滿。 歐盟各國雖醫療保障較好、自費少，卻又有效率低下之弊。 除了醫療，歐美各領域都有一些外人不熟悉、親歷才知道的弊病，如效率低下、程序複雜、種族歧視等情況。 許多「潤人」真的來到歐美日等國，才體會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頗為失望。

在「潤人」（離散群體）內部，還有因為利益、立場、私人恩怨等引發的鬥爭，相互算計與傷害。 還有許多艱辛苦楚，難以言傳。 筆者個人作為羈旅西歐洲的中國人，頗有直接的體會。 有一些已「潤」的中國人因為在異國他鄉過於困頓、痛苦、沒有希望，選擇回流中國。 無論當年的張愛玲、胡適，還是今日的袁騰飛、柴靜，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去國離鄉的中國「潤人」，他們無論為了自由還是生計，逃脫災禍或者尋找新生，離開熟悉的故土前往異國他鄉。

他們逃離了一些苦難，又面對另一些艱難；得到了部分想要得到的，也失去了若幹不願失去的；有些人相對幸運和幸福，有些人相對不幸與落魄；有些人掙紮著在異國紮根，也有些回流故土，還有的居無定所、有家難回、在「潤」與「回」之間徘徊不定…… 根本上，中國體制和社會存在的種種危機和弊病，尤其民主自由的缺失、中下層勞苦甚多而所得貧乏，是許多中國人選擇背井離鄉、「潤」往異地的原因。 但不少中國人又對「潤」去的西方乃至港台日等地抱有過於美好的想象、對自由民主及其效用有過高期待，與現實存在明顯的偏差。 流散異國的中國人，大多數生活並不如意，離開中國卻並沒有擺脫忙碌與焦慮，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生命如野草浮萍，沒有認同與歸屬。

中國人未來幸福的希望，還是在於中國大陸本土的變革與進步。 ＊作者為旅歐中國作家、國際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