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毛泽东被派回湖南指导农民运动。 当时的长沙，与毛离开时已全然不同。 有人描述道：一个月前的11月7日，长沙举行了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活动，人们上街游行，声讨罪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整座城市「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红色狂欢中」。 在民政当局的组织下，包括银匠、木匠和邮差在内，各行各业都创建了工会，甚至还有农民参加游行。 在农村，农民被组织起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穷人开始抢劫有钱人的财产，无政府状态一度盛行。 一份给莫斯科的报告称，农民协会任意枪杀「土豪劣绅」，迫使富裕家庭逃亡，无人上缴土地税，粮食交易无以为继，各地价格波动很大，以致影响到汇率。 此外，由于雇员要求增加工资，许多店主干脆关门歇业。

产生暴力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地主太少，土地不够分。 「地主」这个概念最早源自俄国，十九世纪末经日本传入中国。 在沙俄时代，世袭的贵族住在庞大的庄园里，与刚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贫困农民比邻而居。 拥有封地的男爵和大地主，可以凭借皇家特许统治大量赤贫的农民。 可是，中国不仅没有贵族和大地主，甚至没有任何类似于农奴制的制度。 正如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人董时进所说，中国不存在「地主阶级」。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土地一直通过复杂的契约进行买卖，而且这些契约受到地方官府的认可，有些甚至细化到区分表土和底土的所有权。 土地租赁也需签署契约，但绝大部分土地分散在个人手中，每家拥有的面积都不大。

此外，寺庙、学校，以及在南方很兴盛的宗族等团体，也可通过信托持有土地。 至于农民的生活，地域差异很大。 在北方的平原地带，村落密集，农民以小麦为主食，许多家庭拥有小块土地。 在西部，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黄土高原上，数千万人居住在窑洞里，地里稀稀疏疏地种着马铃薯、玉米和小米。 长江流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那里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一年可产几季水稻。 在华南地区，土地多由势力强大的宗族控制，村里的祠堂、学校、谷仓和庙宇等也归宗族所有。 贫富和权力的巨大差异无处不在，穷人总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并可能遭受雇主的虐待。 在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农民们生活在恐惧和暴力之中，彼此之间的恩怨世代相传。

中国农村最大的矛盾不在「农民」和「地主」之间，而在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 对农民来说，最好的外来者是以相对公平的方式征收赋税的官员，最可怕的是那些横征暴敛的军阀。 总之，无论各地的具体情况如何，有一个不变的事实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自由买卖，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很分散，加上人口稠密，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没收和分配给所有人，如果硬要这样做，只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这个问题极为复杂，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革命也没用。 可是，农村里有许多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他们成天四处流浪，有时靠乞讨为生，有时则加入土匪，为了一口饭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总幻想哪天能翻身过上好日子，哪怕只有一天也行。

然而，莫斯科只从僵化的阶级斗争出发，无法认清中国农村的真实问题，但它也不得不承认，组织工人罢工可能会「把资产阶级、商人和乡绅推向帝国主义的怀抱」。 以史达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共产国际给中国的农民运动降温，因为如果农村发生内战，只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因此，毛泽东奉命前往湖南，约束当地的农民运动。 1926年12月20日，在长沙的一个欢迎会上，他与农民国际的一名苏联代表同台，向三百多名热情的听众发表演讲。 在冗长而乏味的讲话中，毛劝告大家温和一些，因为推翻地主的时机尚未成熟，现阶段必须对地主做一些让步。 他主张要求地主减少地租，同时增加雇工的报酬。

在此期间，毛泽东花了一个月前往农村考察，为撰写报告收集材料。 这次考察让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他发现，掌握农民协会权力是一帮原先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因此有人把农民运动称为「痞子运动」。 但毛认为这是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那些原本被「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的人，如今掌握了权力，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冲进反对农民运动的人家中，「杀猪出谷」，「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的人，如今「站在一切人之上」。 毛很认可农会提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支持农会为打击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在农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并主张「每县至少要把一个二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对暴力如此着迷，以至于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 在这份发表于1927年2月的报告中，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 《红曦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历史》书封 ＊作者为冯客（Frank Dikötter），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米利亚斯资深研究员，并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

本文选自作者最新著作《红曦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历史》（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