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苏维埃因子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发展中产生的重要性。 一九二至一九四年代，曾留学海外的一百一十八名中国共产党高端领导人之中，有八十人（也就是约占七十％）在苏联受教育。 被中国领导阶层归类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四位中共领导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朱德）之中，有两位（刘少奇，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八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之后于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六年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曾就读于苏联的教育机构。

这些在苏联求学的人之中，包括二十世纪后期的未来中国领导人，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领论家与发起人邓小平、他最亲近的战友陈云，以及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 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思想家张闻天、王稼祥与陈伯达，和毛泽东一起在解决中国革命战略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三位党员也在莫斯科接受理论教育。 这些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毕业生，协助毛泽东在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奠定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政治理论基础，该理论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思想」中。 除此之外，一九二○至六○年代的六位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有三位是留学莫斯科──博古、张闻天与邓小平（另外三位是陈独秀、瞿秋白与向忠发）。

将来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曾就读于其中一所共产国际学校。 毛泽东每一个最主要的夺权对手博古、张国焘与王明（陈绍禹） 都毕业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教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比特帅中，有五位留学莫斯科（朱德、林彪、刘伯承、聂荣臻与叶剑英）。 除了以上这些人，以及我们目前为止提及的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另外还有四十九名共产国际学校的毕业生，他们虽然没有成为中共上层领导菁英，但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卓着。

这些人包括凯丰（又名何克全）、李培之、夏曦、方维夏（化名马斯连科〔Maslenko〕）、黄励、何子述、何叔衡（化名马祖丁〔Mazutin〕）、左权、赵如芝（化名科罗维娜〔Korovina〕）、陈昌浩、陈原道、沈泽民、杨之华（化名斯特拉霍娃〔Strakhova〕）等人。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七十七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中，就有十三人毕业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而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一百七十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中，该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至二十二位。 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教育机构的国民党员，也在中国革命与台湾现代化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将来继任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之外，还有邓文仪、康泽以及谷正纲与谷正鼎兄弟。 此外还有竺廷璋、郑介民（化名贝洛古布〔Belogub〕），以及多位中华民国立法院与监察院委员，以及国民大会代表。 除了蒋经国，还有其他许多国民党高官的亲戚于莫斯科求学。 其中包括冯玉祥元帅的子女冯洪国、冯弗能（蒋经国的第一任妻子）与冯弗伐； 李宗仁将军的夫人韦树瑛；张发奎将军之弟张发明；邓演达的弟弟邓明秋； 叶楚伧的儿子叶楠； 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与其女婿屈武； 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 以及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 此外，有四名学生曾是中国统一托派组织运行委员会内核领导（共五人）中的成员，该委员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的成立大会上选出。

他们是：陈一谋（俄文化名不详）、郑超麟（化名玛律洛托夫）、王凡西（化名瓦西里・巴夫洛维奇・克列特金），以及宋逢春（化名卡尔・普莱斯〔Karl Preis〕）。 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九二○至三○年代，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的中国人之中，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人所占的比例极低，在约三千人之人中仅有一百六十七人（这个数字与陈伯达生前的说法几乎不谋而合：据他所说，莫斯科共产国际学校的毕业生中只有一百至两百人「〔在中国〕发动革命」，其余大部分人都离开了革命运动）。 从这个说法只能得出一种结论：莫斯科共产国际学校替中国革命训练大量布尔什维克干部的目的未能成功。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领导阶层为此目的付出的所有心力最后都付诸流水。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院，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学校机构，基本上在做的都只能算是「零售业」。 这不难理解，因为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以及在那之后，在苏联境内对中国革命者进行的培训组织工作，始终面临一连串的阻碍。 在俄国内战期间针对住在苏联的大批中国人进行教育的初次实验尤其矛盾。 许多中国工人、农民、穷光蛋和流氓，的确很愿意在红军服役，但是他们鲜少受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内战后也一样，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人尽其所能（当然他们的努力并不足够）对他们灌输共产主义理念，这些人大多对于马克思主义依旧知之甚少。 因此绝非偶然的是，绝大多数参与俄国内战的中国人，无法对于之后在家乡中国的革命事件发挥影响力； 唯一的例外就是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杨明斋，以及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王维舟。 整体而言，此种教学性质难免使中国学生倾向于简化马克思主义，导致他们只能吸收表面的布尔什维克经验。 在这意义上，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领导人，尤其是能完成所有学业的那些学生，也无一例外。

而在仅于莫斯科念了六个月书的刘少奇以及在邓小平（他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念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了十一个月）这两人的世界观中，这种训练方式的缺陷，则相对表现的较轻。 在某种意义上，米夫的活动自然反映出一九二○年代末的时代特色，也就是苏联社会上上下下快速的史达林化。 然而，由米夫运行的转变过于剧烈，以至于它必然引发某种反应。 这反应不但使大学内部人际关系恶化，使得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倒闭，结果也导致他自己遭到清算。 相较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与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背景，国际列宁学校看起来状况好得多。 它的行政部门试图让所有中国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状况。

国际列宁学校的教育进程显然很有系统，并导向唯一的目标 不是替争吵与冲突搧风点火，而是以替未来在中国革命中推进布尔什维克路线为目的，训练有知识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干部。 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部，尤其是与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相比，国际列宁学校的道德──政治风气纯净得多。 这都要归功于校长基尔萨诺娃，她可能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

这正是国际列宁学校的气氛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部，特别是比帕维尔・米夫治理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自由得多的原因：「学院高层人士与学生的关系大致很正常……学校的领导人与学生共同学习与生活，相处融洽，没有任何像在孙逸仙〔大学〕那样的骚乱与争执。 」 当然，国际列宁学校也不时会乌云密布，但在每一次的批评中──无论在一九三○年代初或是一九三七年，遭殃的都是基尔萨诺娃本人。 而根据当时人的判断，国际列宁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布哈林也相当民主，而且「柔软得如蜡一般」。 意料之内的是，在列宁时代他被认为是「全党最受喜爱的人」。 但是和基尔萨诺娃一样，他当校长的时间也不久。

因此，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教育中心对中国学生的训练有双重特色。 一方面，少数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吸收了「高等政治与理论」，因而使他们能在回到中国之后，在共产党或在国民党位居领导阶层的高位。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教育的典型缺失使训练学生的规模有所局限。 许多在苏联的中国人都有一种痛苦的经验，那就是他们萌发出的任何自由思想，都会被党领导人钢铁般的意志所压制。

领导莫斯科国际学校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国际列宁学校的共产党教职人员，都试图以自身的想像教育中国同学，同时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教条，尽其所能为了将他们变成对苏联忠心耿耿、训练有素的共产国际追随者，因而回过头来，用国际列宁学校行政部门的话来说，这些学生能够「在强化与扩张〔共产〕党对人民的影响力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共产国际教育机构最初是追求布尔什维克化目标的高级学校，是中共领导阶层的摇篮。 然而到了一九二 年代末，这些教育机构受到苏联史达林主义者的全面控制，他们不只对学生施以意识形态方法的压力，还有身体上的恐怖对待。

其结果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教育中心从布尔什维克国际学校，变成了锻造中国史达林主义者的「熔炉」，这些人在将中国共产党史达林化的角色可说是举足轻重；也就是说，在一九二○年代末与一九三○年代，他们将中共变成在中国服从史达林主义政策的工具。 这导致了许多起人间悲剧。 许多中国学生成为这非人道政权的牺牲者。 然而在这方面来说，这些教育机构基本上与莫斯科其他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没有两样，他们都走上同一条悲剧性的道路。 因此，不令人讶异的是，只有一小部分莫斯科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能进入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圈子。 在苏联的状况下，上述共产国际教育中心培养出来的，大多只有共产党的公务员与官僚，而非成为注定要引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

苏联共产主义生活的冰冷现实，将大多数来到莫斯科求学的中国学生，从浪漫的革命者转变为务实者与野心家，又或者使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教条彻底幻灭。 浪漫成了一场悲剧。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莫斯科教育中心，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总而言之，这些学校是一整批中国人主要的大学生活，而这些人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书封。

＊作者达利亚．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国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爱德华与玛丽‧凯萨琳‧吉贺德人文学讲座教授。 本文选自两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