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人们还不时要从「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谶言中，去寻求现世「善有恶报」的一丝慰藉。 本来天道苍茫，人世的政府和法律目的之一，就是要及时带来公平正义，免得正道只剩沧桑，但是如果善有恶报就是直接来自法律的结果，那人们除了犬儒地感叹：这就社会现实啊！ 又能如何呢？ 最近有一位退休的刘教授的遭遇，及后来司法处理本案透出的意涵，正是让人最好犬儒，不然就是傻瓜的最佳注脚。 今年2月刘教授在捷运站手扶梯上，见一妇女即将跌倒之际出手相扶，据悉有碰到对方却没有拉住，该妇女跌倒致伤，反而遭到对方控告，在侦查中由于对方提出50万和解金过高未达成和解，检察官以「过失伤害」起诉，后来在审判中在法官劝喻下，双方以11万元和解。

本案一经公开，随即引发民众热议及「好心被雷亲」的不平，社会怨气直指本案法官。 首先在个案层次，笔者必须说，要免于本案步入如此伦理困境，检察官要把住第一关，必须有意识的避免成为「以刑逼民」的工具！ 以本案最后和解金和要价的落差，我们可以反推以检察官的社会经验，完全了解此案是百分百的「以刑逼民」，检察官如能坚持以缓起诉为基本立场，既劝解刘教授助人行为仍可能有过失，另一方面亦明示另一方最多缓起诉，绝不当「以刑逼民」的工具，要不然她自有权寻求民事赔偿，如此一来本案可能在侦查阶段即可消弭，而不至于浪费时间进入审判，让法官陷入不和解就只有判刑的极端两难。

简单说，本案检察官若不打开刑事司法之门，双方当事人能站在较衡平的立足点处理纠纷，小结是依本案情境，检察官比法官有能力避免伦理困境，本案法官受责难有些冤枉。 但是就超越个案的另一层面而言，本案不禁再一次唤起我们关于「电锅案」的记忆，就是清洁队员因送了一个残值32元的回收电锅给拾荒老妇人，遭到检方依「贪污治罪条例」重罪起诉，法官用尽办法减刑至可缓刑，而助人的黄姓队员虽逃过牢狱之灾，却不免提早退休的那件案子，笔者所属的中华人权协会曾将该案列为指针。 「电锅案」和刘教授案有一个重要差别，不像刘案的检察官，「电锅案」中个别司法官无力免除伦理困境，因为「贪污治罪条例」的罪刑太重，依法不能不起诉，不能不判有罪，缓刑已经是法律框架内能操作的极限。

但是两案有重要差别，同时也有惊人雷同，两案同是「善有恶报」，而恶报是法律带来的直接后果！ 故本文开头就曾喟叹，法律本应实现公平正义于人间，没承想却反成了天降灾殃，因此笔者不管在之前论「电锅案」，或是现在论刘教授案，都一以贯之主张法律要适度贴近人民法感情与社会是非观，否则人民与法律极度疏离，只能从「善恶到头终有报」寻求慰藉，如此要人民尊重司法要从何说起？ 政府又有何立场要求人民遵守「善有恶报」的法律？ 或有人说缺乏伦理，法律还是有「民主正当性」，那笔者就接着请问：从政者是想要和人民价值观对立吗？ 这对政府和法律正当性的破坏是空前的。

最近有一个刚出炉的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参审的杀人案件，即土城谢姓嫌犯杀妻及小姨子一案，就很能突显社会是非观被弃于一旁的制度荒谬！ 据悉审理的六位国民法官都主张判死，三位职业法官中有一位坚持反对，结果因为极争议的宪法法庭宪判八号的死刑宪法判决，要求职业法官必须一致决才能判死，形同评议时一位职业法官对六位国民法官及两位同僚可行使否决权，最后大家拗不过也拖不下去，只好改判两个无期。 判决一出非议四起，国民法官受限于需对评议保密的要求，大家只能有苦说不出的承担一票否决的结果。 国民法官制度本意，无非在重大判决贴近社会是非观和庶民正义观，如今却被操作成非自愿背书，岂不荒谬！

本文最后想说，想要形成法治正循环，从政者和司法者，对人民在民主过程和审判参与中展现的价值观，要认真对待，刘教授案、电锅案和土城杀人案，带来的都应该是制度改革的动力，而不该是向上天「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微弱祈求。 ＊作者为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