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硕教授是香港人民争取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双普选的民主运动重要旗手。 他是香港大学政治学系第一届学生，第一位香港大学里的香港人政治学教员，是香港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 香港政治学本土第一人 因为身为香港人学者，较之外国学者熟悉校园外的在地社会，他受邀加入香港本地的议政团体香港观察社，一度担任主席，从而成为本地舆论界所欢迎并且倚重的评论家。 如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将政治学理中的民主ＡＢＣ，以庶民的语言从此照亮香港殖民社会的人心。

也因为他是一位华人学者，他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与西方学术社群交流的重要桥梁，一方面把当代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带进中国大陆知识界与同道分享，同时他的中国研究著作也成为西方世界认识共产中国的窗口。 在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虽千万人，吾往矣」，投身民主运动而无役不予，无所不在，在课堂、在书桌前、在街头、在沙龙、在饮宴间，也在摄影棚和播音室，随时将学术理论付诸各种形式的启蒙与实践。

他在1977年于南澳大利亚弗兰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攻读博士期间即已获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讲师，从此打开了他穷尽一生在香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一年中国大陆方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学才恢复招生。 1978年他以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政策：1968-1974》（The Japa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8-1974）荣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9年4月，他获聘为香港公开进修学院（香港都会大学前身）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院长，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旋即爆发，他义无反顾地站在5月香港150万人大游行的第一线。

然后他于1991年至1992年6月之间为英属香港政府智库中央政策组聘为政治研究顾问，承担的任务当中，最重要是协助港英政府稳定六四之后的中港关系。 其后他进入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前身）担任政治学讲座教授兼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推翻了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规划且已在实施的香港政治改革方案，香港政治从此形成了建制派势力和泛民主派两大阵营竞争的局面，前者依赖中国共产党势力维护资产阶级既得利益，后者期待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承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下的高度自治，由香港人民自己决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式，以实现人民民主。 郑教授看透香港主权移交的命运，他对中国共产党毫无信心，他此时放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2003年七一大游行以反对董建华政府依《香港基本法》第23条授权立法会自行立法而提出之《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为号召，迎来50万香港人民上街抗争的场面。 鉴于民气可用，民主阵营各党派乃决议成立工作平台民主动力，而推举郑教授为召集人，负责协调泛民主派在区议会与立法会的选举，务求集中力量和有效配票对抗建制派政党。 他在泛民阵营中正式走出台面，被喻为军师。 2006年出任以新知识菁英阶层为主要成员的公民党秘书长。 2010年香港民主党就2012年双普选问题与特区政府片面达成妥协，引起党内外大震撼。

2011年6月，郑教授出任华人民主书院有限公司董事兼校长，这是香港泛民主派和公民社会链接台湾和海外华人公民社会的平台，而华民三位香港董事除郑宇硕外，为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社会民主连接主席陶君行，华民董事会乃因此而成为泛民派政党的另一个非正式沟通平台。 2013年3月，郑教授出任真普选联盟召集人，致力于协调泛民各党派，提出共同的普选方案，争取2017年后实现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 另一方面，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基督教浸信会牧师朱耀明也于同时共同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要以公民抗命方式展现民意，就双普选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压。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要以政府主导的提名委员会就所谓爱港爱国人士中筛选特首候选人；至于立法会议员选举则不予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亮出对普选问题的真实态度，就是只能在中共控制下的投票，既排除了泛民参选的资格，也不容许选民在投票中展现真正的自由意志。 占中运动箭在弦上，在原定发动日之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和学生运动团体学民思潮于9月26日发起罢课集会，与警方在政府总部爆发冲突，提前于占中运动而引爆为期79天的雨伞革命。 2015年6月，郑教授从城大退休，藏书悉数捐赠台湾高雄文藻外语大学。

退休后在陶君行旗下的香港网上电台有限公司香港花生台主持时事评论节目《硕破天惊》，也参加午夜现场播出的《笑看太平山》。 2016年12月与陈健民、朱耀明等发起成立守护公义基金，为因占中运动和雨伞革命遭到政府起诉的人们筹措诉讼费用。 惟因感到体力与健康日日大不如前，先于2018年12月辞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与守护公义基金信托人职务，继之于2019年辞去香港花生台主持工作，仅维持在自由亚洲电台《硕破天惊》节目。 2019年2月，香港政府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送交立法会审议，这一修法，系因香港人在台湾犯杀人罪而为台湾要求引渡受审而起，用意在解决台港间不存在的司法互助问题。

惟特首林郑月娥竟将单纯台港间问题复杂化，要绕道北京通过《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来处理；而其前提就是要先创建中港间的司法互助机制。 在港府的规划中，属于在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管辖权是可以凌驾于香港之上，而将案件及其被告移送至指定管辖的内地法院审理；此为媒体谓之「送中」。 这就再次引爆了香港反送中的公民抗命，6月12、13日群众与警察在立法会爆发冲突，立法院一度于7月1日遭到占领，而上街游行人数更达到历史最高的200万人；而终于迫使港府于9月撤回法案。 11月，香港18区区议会选举，泛民派在17区赢得多数席次。 香港人口750万，等于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都上街参与反送中了。

这证明了香港是一个反共岛。 日本投降时人口只有60万的小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后，大量涌入难民和民国遗民，这些人都不愿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而宁愿避秦于殖民地以求安身立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送中运动中对香港彻底觉醒，他们已完全失去香港人心，于是横下心来，于2020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未事先公布法案而咨询香港立法会与各界意见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袭性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排除《基本法》第23条由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的规定，决定全力镇压香港泛民力量，消灭公民社会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一夕之间，取消了原定9月将举行的第7届立法会选举，将香港全面关进铁幕。

2020年6月，郑教授最后一次在自由亚洲电台对香港公众露面。 《港版国安法》通过前后，他被迫流亡澳洲。 郑教授为香港政治学术和香港民主努力一辈子，最后竟不得不离开。 和许许多多流亡海外的香港人一样，他们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土。 但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和不及或不愿离去而系狱的同志们，带着香港的荣光，一起凯旋，在香港中环重逢，为香港的光复而流泪欢呼。 咫尺天涯，台湾香港 郑教授在2019年开始写回忆录，2023年1月先行在澳洲新南威尔斯（New South Wales）北瑞其门（North Richmond）出版了英文版Struggling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My Story。

2026年2月21日，我和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李酉潭、理事王苡儒，以及网络直播主八炯（温子渝）应新西兰塔斯曼同盟（Tasman Union）邀请，前往新西兰奥克兰（Auckland）威灵顿山（Mount Wellington）出席《守护民主自由．反制外国干涉》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rogramme On Safeguarding Democratic and Freedom and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我知道郑教授住在奥克兰，特别请塔斯曼同盟同仁帮忙邀请郑教授出席研讨会及其后的餐会，也利用机会与他叙旧。 他乡遇故人，恍若隔世。

郑宇硕教授回忆录英文版。 郑教授的头发上多了些星霜，忧国怀乡的心情写在脸上。 他没有公开发言，但他非常认真聆听每一场演讲。 他硕士学位就是在新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取得，新西兰学界、政界和华人圈子许多人都认识他，也对他相当尊敬。 在塔斯曼同盟的晚宴上，郑教授把他回忆录中文版《香港民主的崎岖路——郑宇硕回忆录》在台湾委托出版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请我写序。 3月3日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佳青（现已请辞卸任）只身抵奥克兰巡视侨务，特别邀请郑教授出席她与塔斯曼同盟的私人晚宴。

徐委员长的夫婿唐博伟（Bo Tedards）是亚洲公共文化协会现任理事，亚文协的前身即是香港华人民主书院的台湾伙伴社团华人民主文化协会，所以徐委员长和郑教授也算旧识。 就像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是战后中国大陆移民一样，郑教授也不是土生的香港人，他原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中山县石岐镇雍陌村，今属中山市三乡镇。 他出生于1949年11月，童年时随父母于移居香港。 很大的原因，在于他的曾祖父在清朝时远渡美国夏威夷（Hawaii）凤梨园工作，攒了积蓄，回国后买了土地，却使他祖父因身为地主，而受到过共产党土地革命的迫害，跪过玻璃。

雍陌在清末出过一位大实业家和社会启蒙家郑观应，着有《盛世危言》，鼓吹商战和君主立宪，对戊戌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郑宇硕对后冷战时期香港意识和民主自治战略的形塑，同样是从事香港研究不可能回避的大山。 郑教授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或翰墨世家，父亲在香港和广东珠江三角洲之间做小生意，外祖父经营香港房地产，因此家里经济能提供郑教授最好的教育。 他能进一般人不敢奢望的幼稚园和私立小学。 他读过九龙私立德明小学。 这是海南特别行政区末代行政长官陈济棠儿子陈树桓创办的学校，政治立场反共。 郑教授家族的政治认同，显然是心向中华民国的，所以郑教授自述，家里订的是反共的报纸《工商日报》和《星岛晚报》。

《工商日报》董事长是前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星岛晚报》则为立场反共的客家侨商胡文虎所创办。 郑教授童年时每见两岸海空交战新闻，看到国军战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是感到高兴。 为了增进英语能力，家里再安排转学到天主教喇沙小学。 郑教授天资聪颖又用功，在校成绩优异，继续升学喇沙书院，还能靠为同学补习和到喇沙夜中学兼课而赚取收入，补贴父亲失业后的个人开销和家用。 郑教授也从事大量的课外阅读，他喜欢读中文小说，如古典小说施耐庵《水浒传》、罗贯中《三国演义》、蒲松龄《聊斋志异》，当代小说如台湾司马中原、朱西宁的马贼胡匪男性化小说；琼瑶、郭良蕙的女性化爱情小说，但他最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他每天看报纸副刊，必读连载小说。

香港自由的环境，使郑教授在学生时代即拥有丰富和早熟的阅读经验，在无形中，成为滋长他的知识与人文修养最重要的土壤。 1971年大二时，郑教授和港大同学女友黄燕婷共同参加了港大社会科学学会组织的台湾参观团，由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安排接待26天。 这是郑教授第一次到访台湾。 郑教授在回忆录中并未谈到这次邀访的背景。 1970年美国准备将冲绳返还日本，钓鱼台列屿被视为冲绳的一部分而计划一并移交。 钓鱼台为台湾宜兰渔民传统渔场，日本政府在台湾日据时代即将之划属台湾总督府台北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面抨击美国和日本的合谋，中华民国为了维护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则隐忍不作声。 于是由美国的台湾和香港留学生首先串联发起保卫钓鱼台运动。

1971年2月，香港教师、学生组成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并举行第一场保钓示威游行。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大中华意识激越，保钓运动转而成为反殖民运动而引来港英政府的镇压，台湾则在中华民国的白色恐怖威权统治下，民间长期存在反威权要民主的不满情绪。 保钓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政治正确性，中国国民党不敢正面反对，只是私下设法疏通，没想到百密一疏，是台大的香港德明校友会于4月12日在台湾开出第一枪，除了在校园张贴大字报和挂布条，还带队前往美国和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抗议，就此而带起了台湾的保钓学生运动。 出生于香港的台大法律学系学生马英九就因此而投入了保钓，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被留下了秘密文件。 保钓在台湾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

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驱逐蒋介石政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国席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国民党政府呼吁台湾人民「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其应对变局的方式是开放中央级民意代表增额席次定期改选，由蒋经国领导展开革新保台；而香港人民也开始反省殖民体制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在反殖民的国粹派学运之外形成社会派的路线，后者则成为香港本土公民民主意识的滥觞。 郑教授的学生时代还未意识到香港人在两岸关系中的特殊角色，他是在成为大学教授之后，以他的政治学专业和孕育自中国文史阅读而潜移默化形成的士大夫性格，使他成为香港民主再造中华运动路线的精神领袖人物之一。

我对于香港研究的兴趣和热情，则来自1994年我在台大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级时参与了法律学系王泰铨教授主持的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专题研究计划《1997年香港法律地位之研究》。 该计划在第二年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以《香港基本法》书名正式出版。 这是台湾第一本针对《香港基本法》草案进行研究的专书。 我们在该书中对于《香港基本法》的批判，不幸在35年后言中。 简而言之，《香港基本法》是人大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法源并未明文保障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人大随时可以修法变动之，香港并不享有宪法保障的自治地位，香港终审法院也没有对抗人大立法或释法的权力。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虽然是中英间的国际条约，但对于违约情事并无制裁条款。 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是创建在邓小平一人口头承诺之上的海市蜃楼，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的拘束力。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2017年例行记者会上明白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档，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 2012年11月。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次年3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对于他的当选，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还呼吁他成为中国的民主先生，寄予厚望。 但我的感受最为直接。

2012年12月8-9日，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在深圳研究生院举办2012两岸四地公法论坛，那一次还未出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邱太三也以亚洲大学财经法律学系教授身分去了，我则发表了论文〈未完成的宪法革命：民主进步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宪政改造运动〉，可能因此被广东省深圳市国家安全局通报了国家安全部。 2013年12月15-19日是我最后一次进入中国大陆，出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主办的《两岸基层法治建设与社区发展》交流会，发表与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公共行政学硕士孙霖合写的论文〈台湾乡镇市调解与大陆人民调解之比较研究〉。

该文2015年4月在《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25辑出版时题目被改为〈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与祖国大陆人民调解之比较研究〉。 这一次的厦门之行，我带了岳母和内人同行，她们还去了泉州，是我岳母此生唯一一次的中国大陆之行。 2014年3月18日，台湾爆发为期24天的太阳花学运，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学生组织占领立法院议场，抗议立法院草率强制通过存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当时也有许多外国留学生遇到千载难逢的台湾学运机会，也跟着进入议场或参加游行凑热闹，当中也包括香港丶澳门和中国大陆留学生，对岸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手机短信通知每一个陆生，不准参加台湾学运。 3月24日，又有学生和群众占领行政院，逼得行政院长江宜桦下令清场。

当时我在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课，学校下令学生事务处、军训室和学生会赶紧优先召唤外籍生退出现场，并开放徐州路社会科学院供学生就近避险休息；我即陪同社科院邱荣举副院长在现场协调职员的工作部署和保护学生。 太阳花学运一举挡下了《服贸协议》，使台湾社会开始冷静思考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大陆的风险。 5月，陶君行接任华民校长职务，郑教授出任荣誉校长。 5 月30日，郑教授规划，由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与香港城市大学共同主办的六四25周年国际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

我受邀出席演讲，未料前一晚在香港赤𫚭角机场遭到留置，香港入境事务处官员明白告诉我是受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指示注销和没收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还画蛇添足地跟我说，不是香港政府决定的唷。 我被禁止对外通信，在机场留置室待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由六个持长枪的白衣特种警察戒护我上飞机，在我进入空桥前才还我手机，我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 我迅速地利用飞机起飞前的短暂时间，在空桥打短信给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郑教授，我知道他们找我一夜，一早我又未出席开幕式，一定非常焦急。 等到我回到台北松山机场，我看到新闻，得知主办单位召开了记者会，谴责北京干涉香港高度自治的粗暴作为，我的手机也塞爆了各国记者的来电。 我的台胞证被注销，从此进不了中国大陆和香港。

日后我明查暗访的结果，确认是深圳国安举报。 危邦不入，我也算求仁得仁了。 习近平对该国涉台机构访问台湾，就拜会对象坚壁清野地划出一道红线，无论是基于公义或私谊，不准脱团接触台湾独立主义或反共产主义者，而我则被认定为台独份子，不能往来。 测试对岸旧识和我的交情，就是看谁敢在半夜趁他们所有团员都入睡了，偷溜出来找我吃宵夜叙旧。 北京、上海和厦门几个我同辈的台湾研究学者真有这个胆识，那是真的兄弟。 华人民主书院，建构全球华人公民社会的壮怀 我有幸亲炙郑教授的丰采，实源自在华人民主书院的交互合作。 在此之前，我知道郑教授，是来自1992年他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谢庆奎合著的《当代中国政府》一书。

那是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度的重要学术著作。 2000年我还在台大三研所攻读博士时在台北唐山出版社看到《香港社会科学学报》贩售，编排与装帧皆十分用心而富于美感。 我先代我在美国西雅图（Seattle）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小妹曾薰慧投稿；而后我也多次投稿甚至受邀审稿。 我的投稿纯粹是兴趣，我的期刊论文很多，早过了台大毕业的资格要求，就是希望我的研究能为台湾以外的中文世界所肯定；但也考虑到也许会因为研究成果的大量发表，而有助于毕业后的求职。 结果我因多篇论文同时投稿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期刊获得刊登，而为《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指控一稿多投。

郑教授非常生气，署名发函到立法院《立法院院闻月刊》、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全国律师月刊》、国立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和台大三研所《中山学术论丛》提出纠正。 我当时对于学术伦理没有太多体会，以上几个机构也没见过有这么夸张的博士生，所以在我道歉之后，事情就平息了下来。 台大三研所则以取消推荐我成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作为薄惩。 2008年5月，马英九就任总统，国民党重返执政，主张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解决两岸政治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屡屡声明该国立场是「一个中国，不予表述」而不接受可以「各自表述」，但事实上也暂时搁置了这一争议。 两岸关系迅速升温。

2009年8月，前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王丹应聘来台于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担任客座助理教授，次年12月20日，与前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文嘉共同成立两岸民主与文化交流研究室，并且创办了《公共知识分子》季刊。 六四30周年：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左）、王军涛（右）和华人民主书院郑宇硕（数据照，简恒宇摄） 两岸民主与文化交流研究室思考的是建构两岸公民社会的问题，再从中寻求两岸政治和解的智能。 罗文嘉很快地再推前一步，他与1988年客家还我母语运动前辈《中国时报》前副社长胡鸿仁等人再于2011年创办两岸公评社和《两岸公评网》，创建两岸与香港澳门三地的言论平台；罗文嘉亲自打电话邀我参与写作。

两岸关系中，香港自始即以第三方地位作为桥梁或缓冲地带，我以前在财团法人台湾智库法政部的研究助理林启骅东吴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论文研究《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的变迁》，在香港蹲点期间获得社会民主连接主席陶君行会计师很大的指导。 陶君行托他带口信来，说希望成立两岸三地间的公民社会平台，王丹向他推荐我在台湾筹划此事。 我和陶君行同年，他曾任香港岭南学院学生会长；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运时，他是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兼支联会常务委员，亲自运送香港捐款到天安门广场交给王丹；不幸遇上六四屠城，匆忙逃回香港。 1988年我在东吴大学担任第32届学生会运行秘书，罗文嘉则是首任台大学生会长。

八九学运曾经带给台湾各大学校园极大的震撼，因为他们所要争取的学生自治、校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都是我们同一时间在台湾致力追求的。 我们衷心期待北京学运的胜利，可以为国民党的校园戒严施加压力。 六四虽然遭到镇压，六四的跨校合作、群众关系和媒体宣传经验却带给台湾1990年台北三月野百合学运许多的启发，国民党政府刻意避免重蹈共产党的覆辙，而因势利导，决定拉开与中国大陆的距离，承诺终止动员戡乱，展开宪政改革与民主化。 某种意义上，八九民运的惨烈牺牲，为台湾铺平了宁静革命的道路。 而香港人因无法阻挡主权移交，所以他们只有期待于民主回归和再造中华；六四后支联会年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追悼晚会，不仅在纪念国殇，也在争取香港的民主。

陶君行找了郑教授和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律师担任香港董事，郑教授以这一组织能为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以及香港民主运动不同团体间的合作服务而心动。 王丹则找了他北大的学长王军涛和胡平担任中国大陆海外董事，共襄盛举。 我先为华民找了政大社会学系顾忠华教授担任台湾董事，他是台湾智库运行委员，我是咨询委员，顾教授也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创会理事长。 我们再一起去邀请台湾智库创办人董事林佳龙出任董事。 林佳龙当时是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他是我台大的政治学系博士班学长，我们大学时进行运动串联时就认识了。 他成立台湾智库后，安排我在博士毕业后去担任法政部副主任。 我在2006年离开台湾智库职务，改任咨询委员。

林佳龙从政，处理中国议题相当谨慎，但我知道他非常关心而且有高度兴趣。 他在台大政治系时曾出任大陆社长，他利用这个身分，在戒严时期可以自由进出政大国关中心图书馆阅读特藏大陆图书文献。 香港三位董事飞来台北，与台湾三位董事和王丹在台北市农安街基泰之星大楼会客室商议这个平台的相关事宜，依林佳龙的建议而命名为「华人民主书院」；王丹则担任董事会主席，聘请时任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的郑教授出任校长。 当初的规划，就是见到北非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所展现出来网络传播的力量，加以中国大陆开办人民赴港澳自由行多年，现又要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留学，我们希望能以华民为平台，通过网络和实体短期课程、座谈、参访和交互交流，逐步打造跨越两岸三地的公民社会。

郑教授有丰富的国际人脉，为华民邀请到了林培瑞（Perry Link）、白夏（Jean-Philippe Béja）、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赵永茂、吴国光等出任国际学术顾问。 华民在网络课程的实验上算是失败了，网络教学在8年后的2019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后才发展成熟起来；不过，在搭建全球华人公民社会的尝试上仍可见到成果。 通过董事会以及各种交流研讨活动的举办，我们与受中共压迫的人民与民族站在一起、相互关怀；也与各国公共知识份子和人权团体惺惺相惜，共同发声，由此强化了反共价值同盟成员间的道义和感情。

台湾社会中的本土力量，许多人也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消极偏安态度，转而认识到中国民主化是台湾的重大国家安全利益所系，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民主阵营国家认识到民主台湾是演变中国和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安全网的前线，防卫台湾才能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普世价值体系和全球治理体制。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华民已无法存续于香港。 我从2017年接替王丹出任董事会主席，没想到有一天要亲自宣布解散。 为了延续香港华民的精神和工作，我得到台湾的伙伴团体亚文协的协助，将我担任理事长的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在2020年10月改名为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这是一个纯粹的台湾社团法人，在法律上与香港华人民主书院有限公司没有继承关系。

台湾华民协会先天体质孱弱，没有香港华民原有的在地社会和国际链接条件，经营相当辛苦。 2026年5月25日，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立法院答询时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破坏《台湾关系法》「和平解决争议」这项基础的情况下，台美将会共同管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 9月15日他在接受台北流行广播电台《POP撞新闻》节目主持人黄𬀩瀚专访时，针对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John Trump）在美国的高峰会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塑造「中美共管台湾」的假象；但台美关系是合伙人关系，两国在第一岛链、非红供应链、民主价值链等领域有共同利益，台湾支持美国稳定对中关系，并不是损害台湾自身利益。 惟林佳龙一时口误，称台美要共同管理中国。

三天后，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补充说明，是共同管理中国风险。 2023年12月台湾华民协会由我和研究专员詹佳宜在《中华行政学报》第33期发表的专题研究〈中国剧变与台湾对策〉一文，早已主张台湾应倡议并参与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共管中国民主转型风险的规划，这是台湾执政者对台湾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责任，也是台湾为全球守护东海、台湾海峡到南海公海航道通行安全的责任，不能当作事不关己而置身事外。 不以成败论英雄 2026年9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以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3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邹幸彤三人处以重刑，原因是支联会主张终结中共一党专政。

202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白纸黑字写着：「中国既不是一党专政，也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认不是一党专政，那么支联会提醒党国不要走向一党专政，怎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香港高等法院用判决确认中共就是一党专政，不就是一个乱判的叛乱罪判决吗？ 香港的监牢里，还有黎智英、戴耀廷、梁国雄、黄之锋等等我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抗极权的英雄。 他们不单单属于香港，他们属于全人类，香港人的抵抗故事应当作为典范被世人所传颂。

在香港历史正在被改写、涂抹的当下，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长篇小说《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里说的：「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场历史性的文化霸权斗争正在发生。 郑教授用他的回忆录，展开了另一场香港历史记忆的保卫战；而我们台湾人的责任，就是守护住台湾的主权和民主，让华人拥有一个自由的国度，可以想像党国极权专政终结后的宪政中国。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客语与客家文化学分学程兼任副教授，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本文为《香港民主的崎岖路——郑宇硕回忆录》序言，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