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替特别具有俄语资质的学生提供高端课程，这也就是所谓的讲师团与教育翻译小组。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布尔什维克政治局决定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一个特别的翻译小组，或开设俄翻中的翻译课程。 政治局建议该小组包含五十名「最适合担任口译员的学生」，然而直到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只成功挑选了三十九人。 这称作「八号」的小组就由这些人组成。 整体来说，在当时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有十一个教育小组，每一个小组有三十至四十名学生。

第一批翻译小组学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沈泽民、俞秀松、董亦湘、李培之（化名阿诺索娃〔Anosova〕）、任卓宣、刘少文（本名刘国章，化名福格尔〔Fogel〕）、庄东晓（化名不详），以及黄平（化名沃罗夫斯基〔Vorovsky〕）。 通晓俄文是就读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优先事项，因为尽管政治局已做出规画，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却都不会说中文，而且和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样，那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非常少。 他们效法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作法，懂俄文的学生能阅读所需的专门文献，也能利用这些文献与教师撰写的论文与课堂的文本。 口译员与讲师不仅研读各个科目，也要进行口译与笔译，在课堂上协助教师。

用校方的话来说，他们「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教师。 学生口译员尤其重要， 因为这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据盛岳估计有九十％）和大部分就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一样，直到离开大学之前，俄文能力都很差，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 在创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为了试图解决此一问题，布尔什维克政治局甚至决定在中国境内为「拟入学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学生开办俄语进修班」。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想在这方面花一毛钱，于是建议「中国必须全权负责」。 因此不用说，此事最终未有任何成果。

结果就是在一九二八年，也就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关闭的两年前，学生愤恨地表示，「大多数同志都不会读俄文……而大多数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一般来说〕不懂俄文。 」 那些懂俄文的人和教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自然比其他许多学生来得密切。 这对他们的事业发展，包括在党内的晋升，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毕竟营运这所大学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尤其是校长米夫，更喜欢和会说他们语言的中国人联系，因为他们自己不懂中文。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培养讲师的讲师团也非常重要。 这是一九二七年初根据共产国际运行委员会的远东局书记处所做的决定而设立； 这一提议是由谭平山提出。 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就读该小组的共有二十人。

他们分别是：卜士畸（有语言天赋，一九二五年年底第二次赴莫斯科，此次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沈泽民、祝廷章（原名祝百英，化名奥布霍夫〔A.P. Obukhov〕、竺廷璋）、周达文、傅胜蓝（化名克雷连科〔Krylenko〕）、王稼祥、邵志刚（化名米尔斯基〔Mirsky〕，蒋介石总司令的秘书邵力子的儿子）、李方（化名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什基里亚托夫〔 Kirill Anatolievich Shkiriatov〕）、沈联春（化名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沃罗别娃〔Varvara AlekseevnaVorobieva〕）、李培之、张闻天、潘文郁（原名潘问有，又名潘文育，化名多罗宁〔Doronin〕）、曾洪易（又名曾鸿毅，化名莫洛托夫〔Molotov〕）、陈原道（化名涅夫斯基〔Nevsky〕）、陈绍禹、西门宗华（化名兰戈沃伊〔Langovoy〕）、俞秀松、董亦湘、黄励（化名叶卡捷琳娜・雅科夫列夫娜・恰普利娜〔Ekaterina Yakovlevna Chaplina）与李源（化名 奥加廖夫〔Ogarev〕）。

在教师看来，整体而言这些学生的俄文都「够好了」。 不过卜士畸被视为其中的佼佼者：不只老师们这么想，大多数学生也承认如此。 光是知道以下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他的能力：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卜士畸在学生的要求下，接手翻译史达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因为原本的口译员周达文显然无法胜任此一任务。 「他译得好得多，」盛岳写道，「我们才得以更为完整地领会斯大林重要讲话的精彩之处。 」 陈绍禹、王稼祥、董亦湘、沈泽民、张闻天与陈原道的能力也十分突出。 一九二八年初，于一九二六年初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郭肇唐录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讲师团。 他的俄文也相当好。

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有其他教学团，他们的入学资格绝对不只是根据学生的一般教育程度。 指派学生进入这些教学团必须考虑许多因素，包括学生对西方语言的知识、在党内的地位及党龄长短。 例如，有会德语、法语或英语的教学团，也有给国民党和共产党官员加入的特别的「理论家班级」。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初，身材矮小、脾气火爆，因此被同学称作「小钢炮」的邓小平就在这一班里，他是班上的中共书记。 然而即便是这些口译员、讲师和「理论家」，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程度，也比其他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好不了多少。 这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很晚才开始在中国传播，也就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虽然在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在法国已经读了几年马克思主义，然而亲自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才终于「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 大学入学时，他在自传中写道：当我在欧洲组织里工作时，我总觉得自己准备不足，常常犯错。 因此，我早就下定决心要去俄罗斯留学。 然而，当时我没有旅费，所以没能实现我的愿望⋯⋯我（总是）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很肤浅。 其他人也这么认为⋯⋯因此，只要我在俄罗斯，我就会坚持学习，以便获得更多有关共产主义的知识。 陈绍禹在问卷中提到自己时，说法也大致相同：「我很熟悉孙中山的著作，但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的知识。

」盛岳回忆道：「大多数在中山大学的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传统的中国哲学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了解，而且对资产阶级或现代西方的哲学也知之甚少。 」 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和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一样，没有足够时间读书； 虽然一开始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学年度，在为期两年之久的求学期间，学生每周六天、一天八小时都在上课，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中午在教室休息两小时； 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学年度，他们周一到周三每天上课八小时，周四到周六每天六小时。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中山 大学重组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时，求学年限延长至三年。 然而，自从大学于一九三年关闭之后，这项计划就没有实行。

学生第一年学习俄文、社会形式发展史（介绍历史、政治经济与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西方与东方革命运动史、布尔什维克党史、经济地理、列宁认为「相当出色」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所着《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中谈论的政治经济、党的创建、军事，以及其他讲师团教授四科：政治经济、西方史、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通称为「公报」（Gazette）的科目，讲师团教授四科：政治经济、西方史、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务。 所有正规课程学生不分男女，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每周也要上四小时的军事课。 他们身穿军服，在莫斯科郊区的某个驻扎地训练。

在工人学校里研读的科目是历史、地理、算术与社会研究，课名称为「政治通识」，此外还有中文。 然而这所学校的教学品质亟待加强：教师不会说中文，来自旧学生或讲师团的口译员的表现很差，以至于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学生什么也不懂。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文件中有许多任务人学校学生抱怨的纪录。 其他学生也提出对教学品质的抱怨，尤其是在大学于一九二七年解聘了一些他们最喜爱的教师之后。 讽刺的是，这些教师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翼联合反对派；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绝大多数的学生——他们并非政治异议分子——将他们视为才华洋溢的教师。

由保存在文件中的感谢状以及许多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的回忆判断，曾发表一系列中国革命运动史演讲的卡尔・拉狄克（他其实只准备了前十七场演讲，内容仅涵盖中国革命运动的前史） 最受学生欢迎。 他的博学与耀眼的幽默感很得人心，即使他的一些想法具有争议性。 拉狄克成了蒋经国的头号英雄，蒋经国对拉狄克的印象过于深刻，他甚至还模仿拉狄克戴眼镜与抽烟斗，即使他根本没近视也不抽烟。 学生们也喜欢亚伯兰・普里戈津和赛门・金戈尔（Semen V. Gingor）关于西方革命运动史的讲座，以及阿纳托利・扎科夫（Anatolii P. Zhakov）会形态发展史和中国历史的讲座。

一九二七年，有超过十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反对派教职员遭解聘。 除了拉狄克、达林和普 里戈津，还有金戈尔、杜罗菲耶夫（Dorofeev）、米哈伊尔・扎科夫（Mikhail P. Zhakov）及阿纳托利・扎科夫、李普曼（Lipman）、马祖宁（Mazunin）、波利亚科夫（Poliakov）、索恩采夫、谢克德（Sheked），以及贝拉・埃普施泰因（Bella Epshtein）。 他们被解聘，「导致教学品质急遽下降，」余敏玲写道，「因为许多遭到肃清的人〔其实〕是更优秀的教师，比起接替他们的人更了解中国。 」 ​《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书封。

​ ＊作者达利亚．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俄国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爱德华与玛丽‧凯萨琳‧吉贺德人文学讲座教授。 本文选自两人合著之《克里姆林宫的中国急先锋》（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