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所面对的，是一道重新嵌入欧洲的梯度：防务合作、关税安排、单一市场，乃至重新入盟。 每一步，都是以一部分主权，换回一部分权力。 在脱欧公投10年之后，欧陆对英国的态度出现耐人寻味的转变。 9月30日在马德里，法国总统马克宏谈到英国可能重返欧盟，用英语笑言「欢迎回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明将「张开双臂」欢迎。 然而，招手的一方热情，被邀请的一方仍在犹疑：柏南政府已不再视重新入盟为禁区，只说要评估各种选项。 何况欧陆的欢迎并非没有条件。 历史的反讽在于：60多年前，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两度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担心它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今天，主动递出橄榄枝的恰恰是法国。 为什么变的是法国？

英国又为何在高调离开之后，不得不重新面对欧洲？ 答案要从「光辉孤立」说起。 帝国之后，难成欧洲 「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今多译作「光荣孤立」）一词，流行于19世纪末索尔兹伯里执政（Marquess of Salisbury）时期，指英国避免与欧陆强国缔结长期、固定的同盟。 这种超然创建在三重物质基础之上：无可匹敌的海军、遍布全球的帝国，以及欧陆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 英国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充当离岸平衡者。 布尔战争与德国的海军扩张很快让英国发现，仅凭「离岸」已难保安全。 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英法协约相继签订，外交上的孤立就此终结。 但终结的只是外交，不是身份。

二战后，邱吉尔那句「我们与欧洲同在，但不属于欧洲」，道尽了英国的姿态。 英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洲共同体，此后仍争取预算返还，拒绝欧元与申根，始终只是「半个成员」。 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说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却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 帝国已逝，帝国时代形成的大国想像却留了下来。 脱欧不只是一时的民粹冲动，更是这种身份孤立的又一次发作：英国以为离开欧洲便能重拾全球角色，却忘了支撑「光辉孤立」的物质基础早已不复存在。 主权不等于权力 「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并非全无道理。 脱欧之后，英国议会不再受欧盟法优先效力的约束，政府也重新掌握移民、贸易等政策工具，在法律意义上拿回更多主权。

问题在于：拿回主权，是否就等于拿回了权力？ 主权解决的是「我能不能自己决定」，权力解决的却是「别人决定的时候，我能不能影响他们」。 英国企业要进入单一市场，仍须遵守布鲁塞尔制定的标准。 2025年英欧关系「重启」时，英国更同意以「动态对齐」为原则，谈判食品与动植物卫生协定：欧盟日后修订规则，英国原则上须随之跟进，却不再拥有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制度性参与权。 讽刺的是，英国当年正是单一市场的重要塑造者。 如今桌子还在，英国却坐到了桌外：用英国学者威尔逊（Peter Wilson）与奥利弗（Tim Oliver）的话说，它从布鲁塞尔的「决策者」变成了「决策接受者」，至多是「决策影响者」。 帝国时代的英国没有这种困惑。

那时主权与权力高度重合：它既能自己决定，也能让别人接受自己的决定。 今天的英国拿回了「自己决定」的权利，却失去了「与别人一起决定」的能力。 伦敦街头的反脱欧标语。 （数据照，美联社） 欧洲为何需要英国？ 核武、情报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英国看来已撑不起昔日的大国地位，在法国看来却是欧洲最稀缺的战略资产。 戴高乐拒绝英国，是因为他要的欧洲必须独立于美国。 今天法国追求的仍是「欧洲战略自主」，变的是美国。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华盛顿对北约承诺的不确定、对盟友的贸易施压，使欧洲难以再把美国视为可完全依赖的保障者，英国的「美国属性」便不再是负资产。 英法是西欧仅有的两个核国家，2025年更宣布进一步协调各自的核威慑。

更深一层是均势的考量。 欧洲一体化曾把延续数百年的均势政治「驯化」：成员国在主权共用中不必再担心某一大国坐大。 但「驯化」不等于消失。 1998年，英法发表《圣马娄宣言》，首次共同提出让欧盟拥有自主行动能力和可信的军事力量，为后来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时欧元即将诞生，德国经济分量居欧洲之首；而在防务上，英法拥有西欧仅有的核威慑与远征作战能力。 由此形成一种结构性分工：经济上德国分量最重，防务上英法能力更强。 法国需要英国的军事能力，英国需要法国的欧洲平台，德国则须在这一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威尔逊与奥利弗早就提醒，脱欧可能让均势逻辑重新显现。

英国离开后，这一三角少了一个支点，而德国正大举扩军，提出要建设「欧洲最强的常规军队」。 对法国而言，英国既是欧洲防务的支柱，也是平衡德国分量的战略筹码；把它重新嵌入欧洲，正是对内部力量格局变化的一种制度性平衡。 所谓欧盟已经超越均势，或许只是一种迷思：均势并未消失，只是被部分装进了制度之中。 法国的欢迎是有门槛的。 在「欧洲制造」等产业优惠政策上，法国恰恰最坚决反对向非成员国开放。 马克宏那句「不能挑挑拣拣……所以，回来吧」，其实是一道选择题：要么进来，接受全部规则；要么留在门外，不再指望特殊待遇。 西班牙的考量更直接：直布罗陀协议已于今年7月临时实施，两国间最棘手的边境问题已有安排。 对英国而言，退路正在变窄。

「全球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无一能拷贝单一市场的规模与地理邻近；2025年，欧盟仍占英国出口的41%、进口的50%。 但「欧洲需要英国」不等于英国可以随时回去：入盟须经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新成员原则上须承担最终加入欧元的义务，国内又有改革党的掣肘。 英国面对的，是一道重新嵌入欧洲的梯度：防务合作、关税安排、单一市场，乃至重新入盟。 每一步，都是以一部分主权，换回一部分权力。 归去，来兮？ 120多年前，英国走出的只是外交上的孤立；身份上的孤立，从邱吉尔的「同在而不属于」一直延续到脱欧。 今天不同了。 帝国早已消失，大西洋彼岸的盟友不再能够无条件依赖，欧洲也不再是英国可以随时置身事外的大陆。

「光辉孤立」的真正终结，并不取决于英国何时重新入盟，而在于支撑孤立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 伦敦或许还要几经反复，但已无法回到一个早已消失的世界。 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是辞官归田，退出纷争。 脱欧倒更像英国的一次「归隐」：以为退回岛国，便能重获自主与安全。 英国若真的归来，恰是从这场「归隐」中重新出山，回到它曾试图逃离的权力政治之中。 这正是脱欧留给国际体系的启示：在大国竞争重新塑造世界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置身于权力政治之外。 对中小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主权要转化为权力，靠的往往不是退出，而是参与规则的制定。 ＊作者为旅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