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我在專欄中幾度談起華府的「棄台論」，從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卡佛利（Jonathan Caverley）主張美國不應全力協防台灣，到「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軍事分析主任卡瓦納（Jennifer Kavanagh）提出「不干預」路線圖、發表「第二島鏈戰略」、直言美國對台承諾是一項負擔。 當然，棄台論並非華府主流，但糟糕的是，類似思維卻與當今白宮主人的交易本能若合符節。 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至今仍躺在川普（Donald Trump）桌上。

美國駐中國大使普度（David Perdue）上福斯新聞說，川普曾問習近平「想不想買美國武器」，國務院隔天急忙出面澄清，強調美國法律禁止對中國軍售，也沒有任何相關計畫；幾小時後川普被問到此事，先說「從沒聽過這回事」，卻又沉吟「所以或許是個好主意」。 不過駐美代表俞大㵢也把話說得很白——接下來的目標是確保台灣「不在菜單上」——11月深圳APEC、12月邁阿密G20，川習今年還要再見兩次面，菜單恐怕還有得點。

保台派的地緣算術 就在華府智庫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AFPC）旗下刊物《Statecraft & Strategy》刊出卡瓦納〈美國對台承諾是一項負擔〉的同一期，編輯台也安排了一篇打對台的文章：由反共大將余茂春坐鎮中國研究中心的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索博利克（Michael Sobolik）撰寫了〈保衛台灣的戰略邏輯〉（The Strategic Logic of Defending Taiwan）。 索博利克的論證從門羅主義說起：自1823年以來，阻止區域霸權出現就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同樣寫著，美國「必須防止他國取得全球、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是區域的支配地位」。

他認為反對保台者犯了兩個錯：低估北京得手後的連鎖效應，又高估了台灣落入中國之手後，美國仍能阻止中國稱霸印太的能力。 索博利克引述估算，北京若封鎖台灣，美國GDP將萎縮約3%；美國若失去台積電代工，衝擊更可達11%。 主張美國應當收縮全球承諾的收縮派認為，北京深怕經濟反噬、不會全面封鎖，索博利克批評這是把美國人的思維投射到習近平身上。 科技上，收縮派主張美國可用出口管制對付北京，但索博利克反駁，北京握有稀土王牌，一紙禁令就能卡住美國本土的晶片生產，何況全球97%的高階晶片仍在台灣製造，台灣的「矽盾」一旦被拿走，美國幾乎無從招架。

戰略上，嚇阻一旦失敗，無力自行擁核的區域國家更將被迫向北京靠攏，日韓也有強烈誘因加速擁核，印度也可能因此擴充核武庫存，進而引發巴基斯坦跟進。 至於第二個錯誤，索博利克認為收縮派也誤判了北京的胃口。 卡瓦納等人慣用越戰類比，言下之意是中國拿下台灣就會滿足；索博利克認為更恰當的類比是二戰日本：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950年的備忘錄就指出，日軍正是以台灣為跳板南進，換言之，台灣不是北京擴張的終點，而是起點。

他也提醒，同年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把南韓與台灣排除在美國防衛圈之外——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也批評這是「巨大的失誤」——同時誤以為蘇聯對中國領土的野心終將讓中蘇反目、美國可以坐收漁利。 1949年，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也以兵力不足、歐洲優先為由，不主張動武保台；直到韓戰爆發，美方1952年終於改口，表示阻止台灣落入共黨之手，對美國在遠東的長期地位「至關重要」，1953年國安會文件更主張「即使冒著全面戰爭的嚴重風險」，也要阻止敵對勢力控制台灣。 索博利克嘲諷，收縮派只學到一半的教訓：他們知道印太才是最重要的戰區，卻不願意為此一戰。

索博利克寫道：「收縮派說戰爭代價高昂，這點沒錯；但他們以為有更便宜的辦法能阻止中國取得區域霸權，這就錯了。 無論好壞，確保美國的核心利益，都必須經過一座遠在將近8000英里外、面積與馬里蘭州相仿、人口與佛羅里達州相當，且距離中國海岸僅約100英里的島嶼。 」 索博利克的分析慷慨激昂，問題是，台灣在川普嘴裡卻是另一個距離。 5月北京川習會後，他對福斯新聞說：「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然後我們得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 我不想要那樣。 」索博利克算的是區域霸權的帳，但川普卻計較起里程數，這大概就是戰略論證與交易本能之間的遙遠距離，更重要的是，美國到底打不打，川普說了算。

沒有賣台，不等於川普沒有讓步 康乃爾大學政府系副教授卡爾森（Allen Carlson）9月30日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發表〈台灣應該被移出談判桌〉（Taiwan Should Be Kept Off the Negotiating Table），同樣站在棄台論的對面，矛頭卻直接對準白宮。 副標寫得很直白：川普沒有在台灣問題上送出新東西，但這不該掩蓋他已經向習近平讓出了多少陣地。 卡爾森不接受「峰會沒成果，所以台灣沒事」的主流解讀。

他說台灣之所以上了談判桌，是川普親手擺上去的：2月，川普告訴記者他正與習近平討論對台軍售，卡爾森指出，自1982年雷根向台北保證華府不會就軍售徵詢北京以來，沒有一位總統這麼做過；5月，川普在北京峰會後的訪談中稱140億美元軍售是「談判籌碼」，返美專機上又證實與習近平再談過軍售，被提醒雷根的承諾時，還把它當成陳年舊事打發。 這筆3月就等著簽字的軍售，至今未簽。 卡爾森說，每一步都是單方面讓步，卻沒換回任何持久的回報。 所以9月白宮峰會上川普沒有加碼讓步，在卡爾森看來「幾乎無關緊要」。

習近平是帶著穩贏的局面赴會：川普若再讓，就是改變局勢的大勝；川普沒再讓，也只是比較安靜的勝利——北京把川普今年造出的新現狀存進了銀行，在這個新現狀裡，光是守住底線就已經算是美方的強硬。 峰會後川普被問到台灣，回答「我們沒談太多」、「現在沒問題，一切照常推進」，又補了一句習近平「非常清楚我的感受」。 卡爾森認為，這些話暗示兩人之間可能已有某種未公開的私下默契。 卡爾森對美中台關係開的藥方並不激進：不是挑釁北京，而是由總統本人（不是幕僚，也不是國務卿）明白宣示對台政策沒有改變，並且簽署對台軍售案，「因為那從來不是北京可以否決的事」。

卡爾森說，《台灣關係法》規定軍售應「完全依據」台灣的需求決定，徵詢北京本就難與法律相容，他更直言：「台灣沒有在川習會上被交易掉，但它被留在桌上，伸手可及；只要美國總統還把台灣當成某天可能願意出售的東西，它就會一直留在那裡。 」 索博利克講的是為什麼要保台，卡爾森講的是川普正在怎麼鬆手。 保台論最大的麻煩，看來不在棄台派的論敵，而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裡。 歐洲開始想像「後美國世界」 當華府論者還在爭執該不該保台，大西洋彼岸已經有人在想更根本的問題。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CFR）共同創辦人暨主任李奧納德（Mark Leonard）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被遺棄的秩序：學習在後美國世界生存〉（The Abandoned Order: Learning to Live in a Post-American World）。 有意思的是，李奧納德在文章開頭談的是中國的「爛尾樓」現象：房市崩盤後，有人搬進蓋到一半的毛坯屋，在水泥地上搭帳篷度日。 本以為他要批評中國，沒想到話鋒一轉，直言美國主導的規則秩序就像爛尾樓，美國人民已經沒興趣繼續出錢負擔，也沒有別的金主願意接手。

李奧納德寫道：「美國的盟友尤其還沒搞懂，華府已經撤回了對舊秩序的支持，也撤回了對他們的支持。 」7月的北約峰會，歐洲領袖還爭相以不管自家國防評估的軍費增幅向川普「進貢」，只求他別退出同盟。 李奧納德對此說了重話：「無法直面新現實的領導人，正在辜負自己的國家。 是時候承認舊秩序真的已經消失，並規劃新的地緣政治路徑了」、「此刻並不是美中主導秩序之間的短暫過渡期，在一段時間之內，世界將完全沒有秩序可言——被碎片化、蔓延擴散、把各種地理、經濟與科技咽喉要道武器化的誘惑所席捲。 各國需要的不是建構大戰略，而是發展出更靈活細膩的因應之道。

」 李奧納德更把「中國可能直接對台灣下手」列為領土小戰爭擴散的可能引爆點，一位印太國家的國安顧問則坦言，他的政府已經不知道危機時美國會不會出手保衛。 李奧納德把後美國時代的應對之道，區分成「建築師」與「工匠」兩種風格：前者執著藍圖、想修補舊秩序，後者承認自己沒有資源蓋大樓，靠著即興思維求生。 他更建議為了嚇阻中國威脅，台灣可以打關鍵的半導體牌，這也說明在歐洲戰略家的眼中，台灣不是只能事事倚靠美國。 放下帽子，拿起工具 必須說清楚：棄台論仍不是華府智庫的主流，索博利克與卡爾森代表的立場在國會山莊也還有相當分量，台灣沒有理由每聽到一句「9500英里」就陷入恐慌。

但同樣清楚的是，川普已經是保台論無法忽視的不穩定因子——保台派的地緣算術算得再精準，最後負責簽字的人如果把軍售當籌碼、把六項保證當陳年舊事，算術也就只是算術。 所以「後美國世界」的討論，確實應該浮上台灣的檯面。 這不是唱衰，而是功課。 問題在於，台灣太習慣非此即彼、黨同伐異：誰提醒美國可能靠不住，就被扣上「疑美論」、「第五縱隊」的帽子；誰說美國仍會挺台，又被罵成「舔美」。 然而即使真的面對一個不再可靠的美國，台灣的選項也從來不是「抱緊美國」與「跪向北京」二選一：可以繼續爭取美國保台，可以聯合其他盟友分擔風險，可以在軍事選項之外尋找保台之道，也可以思考如何自立自強。

東吳大學副教授陳方隅接受《愛爾蘭時報》訪問時說，台灣「沒有選擇，必須依靠美國」，但也指出台北正透過深化與日本、菲律賓的關係，盡可能降低押寶華府的風險；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震生則在同一篇報導中認為，川普對台灣的輕蔑和有時充滿敵意的言論，意味著台北需要重新考慮如何維持現狀。 他也批評台灣領導人強調台灣認同，卻不承認國際環境已讓正式獨立形同不可能，恐怕會帶給民眾虛假的希望；他主張台灣回到「一中各表」的立場，並說：「我們必須提出一個聽起來很不錯、但北京方面無法接受的統一方案」（像是要求統一後的全中國都享有言論、結社、宗教、新聞自由和法治）。 陳嚴兩人的判斷南轅北轍，卻都在認真回答同一道題，沒有誰因為意見不同就該淪為中共同路人。

李奧納德筆下那些住進爛尾樓的人，沒有一個在等建商回來收尾，畢竟日子還是要過，爛尾樓不是終點、而是奮鬥的起點。 當抗中保台的沈伯洋都從主張不能把一般國民享有的言論自由，直接套用在原屬敵國的配偶身上，到近來強調中配是「被害人」、有些家人在中國「可能容易被威脅」，想法就是「不要標籤化」，那麼看到不同意見就送一頂第五縱隊帽子的膝反射思維，可以休矣；思考台灣如何提出「更靈活細膩」的因應之道，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