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通过大规模投资推进科技与军事强国目标，债务负担却同步攀升，不仅压缩国内经济活力，也通过过剩产能与出口扩张，加深与贸易伙伴的摩擦。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短期内未必爆发金融危机，但若继续依赖低成本信贷支撑投资与亏损企业，金融体系恐逐渐失去效率，付出更多债务却换不到相应成长。

据《华尔街日报》(WSJ)周一(12日)报导，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涵盖企业、政府及家庭借款的中国非金融部门信用总额，去年已超过国内生产毛额(GDP)的300%，较2019年底增加60个百分点，占比也远高于美国。自习近平2012年底掌权以来，这项信用总额已增加逾43兆美元。

债务推升过剩产能 压力通过出口向海外扩散

报导指出，大量借款流向需求不足的工厂与住宅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并引发激烈价格战，侵蚀企业获利与员工薪资。背负庞大债务的企业为了偿债，持续生产超出国内需求的汽车、太阳能板与电子产品，再将商品销往海外，使中国对全球的年度贸易顺差达到约1兆美元。

这也让中国债务问题逐渐外溢。包括欧洲在内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电动车及其他产品大量涌入日益不满，但北京目前似乎无意根本改变政策方向。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尚未面临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部分原因是债务主要仰赖国内储蓄支应，而非可能迅速撤资的外国投资人。不过，随着经济成长动能停滞，亏损企业背负的大量债务愈来愈难偿还；若停止向这些企业提供新贷款，又可能使国有银行承受巨额损失。

荣鼎集团副董事Camille Boullenois表示，改变现有体系意味必须接受大量损失，而中国政府似乎尚未做好准备。她认为，较可能出现的情境是问题缓慢恶化，金融体系逐步衰退，创造成长的效率愈来愈低。

延后处理债务，也让习近平得以继续将资源投入新科技、军事及其他战略优先项目。中国官员认为，目前是确立中国与美国并列大国地位的机会窗口，因此将AI、太空科技与能源等内核技术投资视为关键。

地方融资平台负担沉重 低利贷款延续企业借款

中国政府强调债务风险可控，近年中央政府借款约占GDP的30%，相较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水准仍低。然而，这项数字并未涵盖中国债务问题的主要来源，也就是地方层级的负担。

过去几年，地方政府为达成经济成长目标、维持就业，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添加数兆美元负债。许多平台参与地方房地产开发，也因此受到多年房市低迷重创。

国际货币基金(IMF)估计，若将地方政府官方借款及融资平台债务一并纳入，中国广义政府债务去年已膨胀至GDP的127%，高于2020年的98%。

企业债务也在具备良好报酬前景的投资机会减少之际持续增加。麦肯锡数据显示，中国去年企业债务占GDP比率，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

低成本信贷是重要推手。荣鼎集团引述中国央行数据指出，截至去年底，超过半数添加企业贷款的利率，等于或低于银行提供给最优质企业客户的贷款基准利率，比重远高于几年前。中国上市制造业公司去年的借款利率中位数约为2.4%。

扩大消费有助打破循环 政策转向面临战略取舍

要化解债务问题，中国可能必须根本调整成长策略，降低对工厂等固定资产投资及商品出口的依赖。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应优先采取能鼓励家庭增加支出的政策，避免债务持续累积。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40%，美国则接近70%，反映两国经济结构的明显差异。

中国今年第二季GDP年增4.3%，为逾三年来最慢增速，其中相当部分成长来自出口，也凸显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北京虽表示希望提高家庭消费，但这意味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资源配置的部分控制，也可能使资金从习近平优先扶植、用以缩小对美科技差距的产业流出。

柏林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经济与产业研究主管Jacob Gunter表示，中国官员倾向延续现有路线，但体系已逐渐触及自身极限。他指出，地方政府补贴亏损企业以维持其营运，然而企业持续亏损，也代表没有利润可供课税，进一步削弱地方财政收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