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周四(8日)發布《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政策立場》，明確表示不預設人民幣匯率目標水準、不干預匯率長期趨勢，堅持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策重點是防範短期大幅波動，尤其避免急劇貶值影響金融穩定，並重申無意透過貨幣貶值取得貿易競爭優勢。

人行指出，中國實施以市場供需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匯率制度，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始終一致。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逐漸形成多層次外匯市場，市場深度與廣度持續拓展，企業等市場參與者依商業原則自主交易。

市場決定匯率走勢

人行強調，人民幣匯率保持彈性與雙向浮動，2010年以來已經歷多輪升貶值循環，雙向波動特徵更加明顯。2017年後，人行已退出常態性外匯干預，不預設匯率目標，也不干預長期趨勢。

對於「有管理」的意涵，人行說明，面對疫情突發、2025年4月關稅戰等重大外部衝擊時，會運用總體審慎管理工具調節並引導預期，極端情況下也可能直接干預外匯市場，目的在於矯正羊群效應與非理性預期，防範匯率過度波動。

在政策透明度方面，中國自2016年起依國際貨幣基金（IMF）特殊資料發布標準，公布國際收支及相關外匯數據，持續增加資料維度與發布頻率，並將自2027年起進一步向IMF報送外匯相關數據。

無意靠貶值促進出口

針對人民幣匯率與貿易競爭的關係，人行重申，中國貿易發展根源於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沒有必要，也無意透過匯率貶值取得競爭優勢，從未採取競爭性貨幣貶值。

人行認為，中國貿易成長受惠於4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龐大市場、完整產業鏈與基礎設施，以及勞動力資源和持續研發創新能力。其他經濟體也有產品因符合國際需求而出口快速成長，並非由本幣貶值帶動。

人行並以歷史數據指出，人民幣升值未阻礙中國出口市占提升，貶值期間市占也未加速增加。2005至2008年、2010至2014年及2020至2021年，人民幣兌美元分別升值21%、10%及9%，同期中國出口占全球比重分別增加2.4、2.8及1.7個百分點。

相較之下，2016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7%，2022年貶值逾8%，同期中國出口占全球比重均下降0.7個百分點。

貿易對匯率敏感度下降

人行指出，中國出口結構已由低階勞力密集產品，轉向中高階與多樣化產品。過去五年，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年均成長7.9%，2025年增幅進一步升至11.4%，對整體外貿成長的貢獻接近六成。

隨著出口商融入全球供應鏈，企業議價能力提高，可與上下游分攤匯率成本，加上避險工具使用增加，貿易對匯率波動的敏感度已明顯下降。目前約30%的貿易以人民幣結算，企業外匯避險比率也約30%，未來仍可望提高。

人行另表示，全球外匯市場規模龐大，難以靠持續干預影響中長期走勢。2025年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近10兆美元，其中人民幣超過8000億美元，離岸交易占比約80%。一國也不可能長期壓低匯率，便持續增強貿易競爭力。

順差不代表匯率須升值

人行強調，匯率受經濟成長、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地緣政治及突發風險等多重因素影響，分析時除了貨物貿易，也須觀察服務貿易、金融帳、資本流動及市場預期。

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推進，全球貿易量占外匯交易量的比重，已由1990年代的約三十五分之一，降至2025年的七十分之一，貿易與匯率的關聯逐漸減弱。新興市場匯率劇烈波動，往往由金融帳下的資本流動觸發。

人行以2026年上半年為例，韓國經常帳順差因AI熱潮大幅增加，韓元卻持續貶值；日本同期順差增加，日元也走弱，顯示經常帳與匯率不存在簡單線性關係。

就中國而言，順差流入資金可透過企業、銀行對外投資流向全球，國際收支維持基本平衡，因此順差不必然推動人民幣升值。反之，美國長期存在大額經常帳逆差，美元仍整體維持強勢。

全球失衡須共同調整

人行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是產業分工、國際貨幣體系及各國投資儲蓄缺口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能歸責於順差國或逆差國單方面。

人行呼籲，各國應推動結構性改革，逆差國須整頓財政、提高儲蓄率與產業競爭力，順差國則應促進消費及投資成長。將複雜問題簡單歸因於人民幣匯率，無助於解決全球失衡。

人行並強調，各國應提出明確的中長期政策承諾並持續執行。試圖在一至兩年內解決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並不現實，政策短期急轉可能適得其反。